梅新想 彭 曦

（1.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重庆 401331；
2.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275）

中小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形式，占国内所有企业的99%，提供了大约一半的就业岗位和营业额。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然而，为了发展规模优势，国家实行“抓大放小”和扶优扶强政策，重点扶持资产规模大、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发展，资金、人力、物力和能源等生产要素都向优势企业倾斜。在这种强手如林的竞争环境中，中小企业如何扬长避短，求得生存和发展一直以来是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迫切问题。充分发挥中小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当属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通过挖掘不同规模企业在动态市场环境条件下的产出波动规律来研究我国中小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施蒂格勒（Stigler）首次将企业灵活性引入经济学领域，认为中小企业能够凭借使用更灵活的生产技术与大型、静态效率更高的企业成功竞争［1］。这里的灵活性是指单一产品企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调整产出以适应外生冲击的能力，卡尔森（Carlsson）将这种维度上的企业灵活性定义为“战术灵活性”［2］。米尔斯、舒曼和齐默尔（Mills and Schumann ＆ amp;Zimmermann）分别用美国和德国的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战术灵活性与企业规模之间的负向关系［3-4］。温甘伦-施特恩贝格（Ungern-Sternberg）提出企业从一种商品转换到另一种商品的多样化生产能力也是企业应对外生冲击的重要手段［5］。卡尔森（Carlsson）将这个维度的灵活性定义为“操作灵活性”［2］。显然，灵活性只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才有价值，在这个世界中，企业必须对新信息或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反应［6］。

在动态变化的环境条件下，企业的竞争力乃至长期生存能力不仅取决于其效率和生产力，还取决于其通过调整生产计划来充分应对价格或政策变化的能力，后者需要灵活或适应性强的生产技术［7］。在需求不变且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竞争行业中的所有企业共享一个共同的最低平均成本水平。从长远来看，只有静态高效的竞争对手才能生存。然而，面对需求波动，企业如果更加灵活，就可以以更高的最低平均成本生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信息等市场条件上处于不利地位，特点是规模小、所需投资少、经营灵活，灵活性可以被视为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8］。中小企业的灵活性来自动手管理、高效的信息流、快速决策、与客户的亲密关系［9-10］、不受官僚主义和等级思维的束缚［11］、委托代理问题少［12-13］，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14］，这些特点使得中小企业在性质和规模上都与大企业完全不同。

小企业之所以成为小企业，而没有成长为大企业，除了与企业所有者决定保持小规模、以避免与增长相关的成长痛苦的动机有关［15］，关键原因在于小企业的资源有限性［16］。一方面，时间限制、缺乏计划、缺乏权力，有限的财务和管理专业知识［17］、管理的非正式性限制了小企业的成长能力［18］。另一方面，小企业会高度依赖客户、银行家和供应商［19］，小企业与银行或投资者就条款和条件进行谈判的能力有限［16］，中小企业往往是大银行机构的金融排斥对象［20］。规模小的企业在融资时也往往面临更多的限制，并由此导致企业的资金不畅，从而更容易产生破产清算和倒闭的风险［21］。

特别是，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但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影响企业灵活性的因素既包括市场供求规律，又包括由体制环境而产生的非市场因素。此外，企业规模通常与企业所有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而这些特质会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不同规模企业获得信贷资源、根据经营状况好坏雇佣或辞退员工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思考：第一，中小规模企业凭借什么优势与大企业进行竞争共存？第二，中小企业已经在我国工业行业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对于面对更加残酷生存竞争的中小企业和仍具有一定计划经济特征的大规模企业而言，其产出波动的成因和表现有哪些差别？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和大企业的稳定性？对此，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系统的分析和论证。

据此，本文主要研究3个问题：一是理论机制，在需求动态变化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中小企业与大规模企业能够共存的内在理论机制是什么？二是实证检验，产出波动是否在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等比例分布？小企业是否吸收了更多的需求随机波动？大企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是否更稳定？三是因素甄别，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和大企业的稳定性？

首先假设竞争行业内存在着异质性企业，并且可以选择不同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戴维斯、施蒂格勒（Davis ＆ amp;Stigler）和卡夫、普格尔（Caves ＆ amp;Pugel）研究发现资本产出比率与行业内企业规模正相关，成为支持上述假设的最早经验证据，可以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一种主流观点是大企业比小企业资本密集程度更高，因为它们使用具有更高资本要求的生产方法来实现技术规模经济；
另一个观点是认为大企业的垂直整合程度通常比小企业高；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垂直整合程度更高的企业由于需要同时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则具有更高的资本要求［22-24］。如果企业规模直接随垂直整合的程度而变化，那么大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则更高。马库斯（Marcus）指出，后一种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垂直整合程度并不是资本产出比率与企业规模正相关的主要原因［25］。谢勒（Scherer）进一步指出，在大量经验证据表明技术规模经济存在的条件下，前一种观点的说服力更高［26］。

对一个存在大量异质企业的竞争行业来说，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那么，有些企业就必须存在能够抵消成本的生产优势，否则一些竞争对手，尤其是不享受技术规模经济的规模较小的企业，将会被赶出市场。本文将面对需求波动时的企业灵活性视为能够抵消成本的生产优势。本文遵循施蒂格勒（Stigler）对企业灵活性的定义：可以适应更大的产出变化的生产技术属性［1］。

施蒂格勒（Stigler）认为企业灵活性与总成本曲线斜率成反比关系，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当平均成本曲线底部较平缓且边际成本曲线平缓倾斜，企业灵活性越大；
当平均成本在其最低点附近迅速上升并且具有陡峭的边际成本时，灵活性越小［1］。由此可见，企业灵活性在易波动的行业中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能够让静态效率不高的企业存活下来。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个考虑了需求波动的竞争均衡状态下，异质性企业之所以能够共存，是因为不同企业的生产技术可以在灵活性和最低平均成本之间选择。

为此，假设行业中的每一个企业可以从一组离散选项i=，...，I中选择一种生产技术，对应的总成本表达式如下所示：

其中，qi是第i类企业生产的同质化产出水平。

由式（1）可得平均成本最小的产出水平和类型i企业平均成本的最小水平分别是：

假设行业需求随市场周期而波动。令p为供需相等时波动价格，均值和方差分别是和。假设所有企业在任何时期都可以将产出保持在边际成本与市场价格相等时的水平。由此可得，企业的线性供给曲线（p ＆ gt;βi）为：

在竞争均衡状态下，所有企业的预期利润为零。令yi（p）是第i类企业的利润。结合式（1）和（3）可以得到：

对上式求期望可得：

在市场均衡条件下：E［yi（p）］=0。则式（5）可以写成：

结合式（6）和（2.2），我们可得：

式（7）代表市场均衡条件下，企业i的最小平均成本。

结合式（7）和（8），可以企业建立灵活性和最小平均成本之间的权衡：

在竞争均衡状态下，如果存在异质企业，即具有不同成本参数的企业，那么更灵活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最低平均成本。

公式（6）表明，dβi/d（αi/γi） ＆ lt;0，对均衡竞争状态中所有企业类型都成立。结合不等式（9.2）可得：

在q=q*处评估。我们可以得到：

由式（10）和（11）可得，每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与灵活性成反比。意味着竞争均衡状态下，企业i表现出在灵活性和资本密集度之间的权衡，灵活技术对资本的要求低于非灵活技术，因为资本本质上比劳动力的可变性小。企业生产过程对可变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越高、企业灵活性越大。从成本角度来看，对资本的更大依赖会增加固定成本，因此对于每单位产出而言，企业采取不灵活生产技术的固定成本会更高。

由于存在技术规模经济，大企业的最低平均成本则较低。因此，如果大企业比小企业静态效率更高，那么考虑到上述企业在生产技术方面的权衡，小企业就会选择更大的灵活性作为其比较优势，即行业内企业灵活性与企业规模成反比。这个理论假设与米尔斯·舒曼（Mills and Schumann）和齐默尔曼（Zimmermann）的实证检验结果一致［3-4］，即行业内大企业的资本产出率更高。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包含异质企业的竞争行业内，企业生产技术的灵活度越高，资本密集度越低。因此，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应该利用相对更多的资本和更专业的设备。这减少了他们对劳动力等可变因素的依赖，并增加了他们对适应能力低的设备和程序的依赖，从而削弱了他们的灵活性。小企业则应该通过更多地依赖可变因素来保持更大的灵活性。

小企业选择更灵活的生产技术而大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和静态效率更高的生产技术，这一结论具有如下经济学含义：

其中，cv表示变异系数，由于ηi衡量企业灵活性。式（12）表示灵活企业的产出因需求波动比非灵活企业的产出变化更大。如果规模和灵活性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成反比，这意味着小企业的产出波动比大企业更大。

为了实证检验企业规模和产出波动的关系，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Xit是一系列影响企业产出波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四个方面内容。（1）企业的技术水平，选取资本产出比F/S（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工业总产值）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表示。较低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可以用相对少的资本获得相对多的产出，生产技术对固定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预期为负。为了有效地避免联立性偏误和选择性偏误，本文利用OP方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要素整体使用效率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供给能力，平滑市场冲击造成的产出波动，预期符号为负。（2）就业弹性Job。用从业人数对（存货+应收账款）的弹性表示。企业存货和应收账款数额越大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处于不利地位，用利润就业弹性表示企业劳动力退出机制更为贴切，因利润多存在负值而无法取对数，故采用企业库存与应收账款指标来替代。就业弹性越小，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调整就业的难度越大，企业灵活程度越低，预期符号正。（3）信贷支持Credit。由于缺乏企业贷款数据，故借鉴李志远和余淼杰的做法，用企业当年利息支出作为替代指标，最终采用利息支出总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企业获得的信贷支持力度［28］。信贷支持力度越大，企业越容易筹集外部资金去支付经营性需求和偿债需求，以及把握企业发展良机，同时也促进了企业风险分担，激发了企业实施高风险项目的动机。（4）开放程度Open。用出口额与总产值之比来衡量企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出口为导向的民营企业产出量易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冲击而波动，预期符号为正。（5）新产品比例New。用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表示，新产品和新款式投入市场后，会迅速改变各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因而企业层面波动更加明显，预期符号为正。

以上变量数据主要来自1998—2013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为了避免数据库存在样本错配和指标异常等问题影响估计结果，本文借鉴芬斯特拉（Feenstra）、蔡洪斌和刘俏（Cai and Liu）的做法，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删除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工业总产值和实收资本缺失或小于0的样本；
删除就业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
删除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净值的企业；
对企业的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工业总产值、实收资本和从业人数进行标准化处理［29-30］。由于数据库存中的2010年数据存在大量异常值，我们把该年份数据全部剔除。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企业产出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反过来影响到信贷支持、新产品开发、投资倾向和市场份额，故设定企业规模、信贷支持、新产品比例三个变量为内生变量，其他变量为外生变量，使用绝对企业规模Asize、相对企业规模Rsize、信贷支持Creidt、新产品比例New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稳健标准误（robust）的2s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估计（1）～（8）中的豪斯曼检验表明，概率p值为0.000，强烈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本文应采用2sls估计方法。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小于0.01，说明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统计值大于全部临界值，说明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即方程（1）～（8）不存在弱工具变量。Hansen过分识别检验的P值大于0.1，接受“过分拟合”的原假设。

估计（1）～（5）的被解释变量为工业销售值增长率的5年滚动平均标准差。估计（1）表明：以固定资产衡量的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产出波动越小，小企业的产出波动更大，即面对同样的外部需求冲击时，小企业吸收了更多的市场需求波动。这是因为固定资本专用性较强、设备更新升级速度较慢［31］，企业对原有技术和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很难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企业产出。资本产出比F/S与企业产出波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资本产出比越低，意味着企业生产技术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对可变要素的依赖程度较高，具有明显的“适应性效应”，有利于企业调整产出。由估计（2）可知，TFP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技术种类多样化程度也较高，而多样化可以降低技术受到外部冲击对产出的影响［32］。估计（3）和（4）的结果表明：相对企业规模对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行业内大企业比小企业的产出波动小。

市场需求Vdemand的系数显著为正，企业产出随着市场需求的波动而波动，具有经济周期性。就业弹性Job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就业弹性越大，劳动力进入退出市场的障碍就越小，表明具有较高就业弹性的企业能够灵活地根据市场需求雇佣或辞退员工，这意味着企业通过可变成本调整产出的体制较为灵活，反之亦然。这一点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差异上尤为突出，大型企业通常前期已经付出大量且不可回收的专用性固定成本，短期内很难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即使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只要没到无法经营的程度仍会继续生产［31］。信贷支持Credit的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不同规模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存在禀赋差异与所有制歧视［33］，对于不同企业而言，增强信贷支持力度既可能有助于企业扩展技术种类从而稳定企业产出波动，又可能激发企业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动机从而加大企业产出波动，这与张千里的研究结论一致［34］。企业开放度Open与企业产出波动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对企业产出不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产出量更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变化而波动［35］。新产品比例New的系数显著为正，产品种类增加能够增强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抑制产出波动，与预期一致。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定一致性，本文采取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第二，剔除产品多样化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多元化企业比专业化企业拥有更稳定的销售和产出水平，而大企业往往比小企业更加多元化，因而企业规模与产出波动的反比关系可能与产品多样化有关。为了进一步检验产品多样化效应，本文用变量Div表示每家企业包含的4分位数的行业数量，Div=1，2，3，…6，其中，Div=1，2，3，4，5，意味着企业包含的行业数量；
Div=6，意味着企业包含的行业数量至少为6个。估计结果见表3中列（1）～（2），发现变量Div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并不意味着企业产品多元化对产出波动没有影响，相反，我们认为在估计方程中加入行业效应控制的行业间差异产生的综合效应大大降低了由变量Div反映出来的产品多元化效应，侧面验证了本文的假设：相对于大企业，小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更加灵活。

第三，剔除市场力量效应。大企业具有较为平稳的产出波动还可能与市场力量这一因素有关，这是因为行业内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企业往往因其规模经济或“流动性壁垒”而产生支配市场的力量。由于通常用企业相对规模—市场份额指标来衡量市场力量，尤其是在高度集中的行业，市场份额越大，意味着企业的市场力量越强，但在不太集中的行业中，市场份额越大的企业发挥市场支配力量的能力有限，市场份额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市场力量之间的差异。对此，运用HHI指数将企业样本根据行业集中度划分为五个子样本，分别是行业集中度不超过75%、60%、50%、40%、30%的子样本。如果市场份额与企业产出波动的反比关系仅仅捕获了市场力量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应该随着市场集中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弱。然而这种现象并未发生。如表3中列（3）～（7）结果所示，随着行业集中度的降低，市场份额Rsize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即使在市场集中度不超过30%的子样本中，市场份额与产出波动的负向关系依然十分稳健，意味着企业产出波动的市场份额效应并非主要归因于市场力量，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规模较小的企业吸收了不成比例的行业波动份额。

表3 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了异质性企业产出波动。

表4中列（1）～（4）中使用的是绝对企业规模，列（5）～（8）使用的是相对企业规模，由估计结果可知，企业规模与资本产出比的交叉项（size*F/S）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以资本产出比衡量的技术水平增强了企业规模与产出波动之间的负向关系，不同规模的企业可以凭借对可变要素或固定要素的依赖程度来调整企业产出水平。这意味着较小规模企业凭借灵活的生产技术，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及时调整产出，大规模企业资金实力雄厚、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表4 影响异质性企业产出波动的回归结果

企业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size*TFP）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要素的整体使用效率越高，小企业能够吸收的产出波动越多，大企业的产出波动就越平稳。这是因为，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企业效率将提高，竞争力将增强，对中小企业来说：既加速了企业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进程，又有利于企业发挥柔性竞争策略扩大产出。对大企业来说，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在相同的成本上可以生产更多产品，也将获得更多利润，获得更多利润的企业，又会有更强的资金实力来增加研发投入以扩展技术种类，企业拥有的技术种类越多，可以抵御技术种类冲击的负面影响的能力越大，从而平稳产出波动［38］。

企业规模与就业弹性（size*Job）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当企业规模足够小时，就业弹性越大，产出波动越大；
当企业规模足够大时，就业弹性越小，产出波动越大。这表明小企业根据经营状况的好坏雇佣或辞退员工的灵敏度越高，小企业对可变要素的控制力度越强，对可变要素的依赖增强了小企业的灵活性。与之相对应，当企业前期专用性固定资本投入较多时，企业通过可变成本控制产出的体制越不灵活，意味着该企业肩负的社会就业责任越重，不得不继续生产一些甚至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了企业的市场风险，容易造成产出波动。

企业规模与信贷支持交叉项（size*Credit）的系数显著为负，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增强了大企业产出的稳定性和小企业产出的波动性。宽松的信贷约束环境为大规模经济体提供了更多进行长期项目研发的融资机会，长期项目具有逆商业周期、降低波动的特点［39］。相对于大企业而言，“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难题，宽松的外部融资环境不仅意味着中小企业能够有效抵抗外来突发事件的冲击，而且还意味着中小企业能够及时抓住可能出现的有利投资机会，从而确保中小企业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稳占市场并不断发展壮大，吸收更多的市场波动［40］。

本文基于施蒂格勒和米尔斯和舒曼动态需求条件下市场均衡理论模型，阐述了产出波动如何在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分布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吸收不成比例的行业产出波动份额，成功地与大型、静态效率更高的生产商竞争。这是因为中小企业使用的生产技术比大企业选择的技术更灵活。虽然大型竞争对手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拥有较低的最低平均成本的比较优势，然而，中小企业则因为它们对需求的周期性或随机波动的响应能力而能够抵消成本优势，从而能够与大型企业在同一行业内竞争共存。

进一步，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2sls估计方法对不同规模企业的产出波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无论使用绝对企业规模还是相对企业规模衡量指标，企业规模与企业产出波动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中小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更灵活，从而根据市场需求状况调整产出的能力更强，与之对应的，大企业的产出稳定性更高，这一研究结论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计算方法、提出产品多样化效应、剔除市场力量效应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二，企业规模与资本产出比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不同规模的企业可以凭借对可变要素或固定要素的依赖程度来调整企业产出水平；
第三，企业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要素的整体使用效率越高，小企业能够吸收的产出波动越多，大企业的产出波动就越平稳；
第四，企业规模与就业弹性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当企业规模足够小时，就业弹性越大，产出波动越大；
当企业规模足够大时，就业弹性越小，产出波动越大；
第五，企业规模与信贷支持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增强了大企业产出的稳定性和小企业产出的波动性。

本文的一个核心结论是，中小企业主要凭借灵活的生产技术抵消了大规模企业因规模经济产生的低成本优势。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充分发挥不同规模企业的独特优势是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途径。因此，不宜片面强调中小企业的重要性，既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响应外部市场需求的灵活性，也不能忽视大企业在稳定产出方面的作用。在鼓励技术、劳动、资本要素资源向中小企业合理化配置的同时，也要保障资源配置偏好大规模企业的市场化配置机制，积极发挥大规模企业在稳定就业、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优势，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灵活性、大企业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广大中小企业要聚焦核心主业，建立“专而精”的业务模式，打造行业“隐形冠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求生存、求发展。大规模企业则要凭借自身的产业、技术、资源实力不断提升抗外部冲击能力，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规模性和多样性优势，从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第三，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拓宽就业渠道、支持新业态发展、创新职业培训方式，充分发挥灵活就业作用。一方面，应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在财政、税收、社保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保持和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在需求波动的冲击下，大企业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力，与人们社会生活的稳定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政府在关注大企业担当与责任的同时，更要关注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与贡献，充分遵从市场发展规律，关注大企业自身发展模式，平衡经济绩效与社会责任之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四，地方政府应持续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一是广泛搭建信息合作及资源整合平台，联合国有大型企业、信贷担保机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部门，加强银企对接，实现合作共赢，进一步消除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这一根本问题。既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要打破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不愿贷、不会贷、不敢贷”的困境。二是着力帮扶中小企业健全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积极拓宽企业外部融资渠道、加大金融创新力度，让有需求的企业可以享受到更多类型的金融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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