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佳明

班级微信群自诞生之日起就凭借其对空间与地点的分离、对时间限制的解除以及自身带有社交属性的丰富功能吸引了大批用户，重塑了群体间的交流方式。当教育系统中的教师、家长与学生顺应潮流纷纷组建并加入班级微信群时，各个群体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受到班级微信群所给予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起初，教师们肯定班级微信群为其教学管理工作带来的便利，家长们也乐于通过班级微信群以某种形式更多地参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为家校共育中的各方带来如此多便利的班级微信群竟也为家校共育中的各方带来了压力。教师们认为班级微信群为其生活增添了琐碎繁杂，家长们抱怨班级微信群中的信息泛滥，学生们不满在班级微信群中话语权的丧失。针对班级微信群给家校共育中各方带来压力的研究大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班级微信群消解了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距离与界限。基于边界意识，本研究对四所学校的教师、家长、学生进行了关于班级微信群使用体验的调查，并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次研究选取山东省2所小学、2所初中的教师、学生与家长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小学阶段的调查范围为4-6年级，初中阶段的调查范围为7-8年级。

通过对回收问卷所呈现的信息进行量化处理与质性分析，以此为依据，探讨班级微信群的使用与教师、学生、家长压力增加的关系。

教师方面，在每所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6名教师，其中小学阶段抽取36名教师、初中阶段抽取24名教师，总计60名教师。教师问卷发放60份，其中有效回收6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教师问卷由五道选择题与一道开放性问题组成，调查结果整理如下。(见表1)

表1 教师问卷

学生方面，在每所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0名学生，其中小学阶段抽取120名学生、初中阶段抽取80名学生，总计200名学生。学生问卷发放200份，其中有效回收195份(小学回收116份、初中回收79份)，有效回收率为98%。学生问卷由4道选择题与1道开放性问题组成，调查结果整理如下。(见表2)

表2 学生问卷

家长方面，在每所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0名家长，其中小学阶段抽取120名家长、初中阶段抽取80名家长，总计200名家长。家长问卷发放200份，其中有效回收172份(小学回收102份、初中回收70份)，有效回收率为86%。家长问卷由5道选择题与1道开放性问题组成，调查结果整理如下。(见表3)

表3 家长问卷

(一)教师方面

在有效回收的教师问卷中，88.3%的教师认为班级微信群为其工作增添了较多或非常多的负担，78.3%的教师支持对现有的班级微信群管理模式和使用方式进行变革。有关问卷最后的开放性问题，被试教师的高频回答可集中概括为在与家长的频繁交流中感受到教师地位的下降，在与家长的频繁交流中专业自主权受到侵犯，在与家长的频繁交流中负担不断加重，在与家长的频繁交流中冲突日益凸显。

问题表象的背后，是家校边界的模糊、消融。边界并不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物，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存在于家校双方的头脑之中，并通过家校共育中家校双方的行为得以体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的教育形态，拥有各自的领域与群体，拥有不同的职责、功能与价值，双方交流合作的前提应是在共同目标也就是培育儿童的基础上厘清家校边界，但以班级微信群为代表的现代沟通媒介的出现使现实状况与这一前提背道而驰。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教师、学生、家长的活动空间受地域性因素的支配，然而现代沟通媒介技术通过对缺场的其他因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学校生活”可以与“学校”分离，“家庭生活”可以与“家庭”分离。此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开始融合、边界愈发模糊。家校边界的模糊、消融带来的影响是复杂且多方面的，对于教师群体来说尤为如此，其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教师权威被消解、专业被侵犯、负担在加重、冲突在凸显。

1.班级微信群催化着教师权威的消解

在问卷开放性题目的回答中，20%的教师表示利用班级微信群与学生家长沟通使其感受到教师社会地位下降、权威消解。

在当代社会，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通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和重新配置，任何人在网络条件的支持下都能成为知识的拥有者。另外，社会的进步提升了人们受教育的水平，拓宽了人们的教育视野，充实了人们的教育思想。这两方面合力动摇了教师知识权威的根基，而班级微信群恰恰为教师权威的消解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不少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分享有关学生所学知识的教学方法或是热门教育文章，这虽然丰富了家校共育的内容，却也冲击着教师的权威。教师权威的消解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而社会地位的下降又有悖于教师对其职业的价值认同。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教师的压力产生了。

2.在班级微信群中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易受到侵犯

以班级微信群为代表的现代沟通媒介技术导致家校边界模糊，又导致了家校双方越界行为的发生。对教师来说，家长的越界行为主要表现为对教师专业自主权的侵犯。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是《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职业权力，从权利的角度看，是一种职权，不得受到随意干涉，也不得被随意剥夺，相应的主体负有服务和保证其实现的义务。[1]可班级微信群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家长对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施加影响，家长们在班级微信群中表达出过多的教育诉求、过度的参与热情、不当的干预行为，这些都使教师难以保持专业自主权。更有甚者，一部分家长忽略了教师的教育职责，忽视了教师的教学专业性，粗暴干涉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而学校表现出的不作为姿态与家长的步步紧逼，使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力受侵犯，专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压力陡增。

3.班级微信群使教师的负担加重

在有效回收的教师问卷中，88.3%的教师认为班级微信群给教师群体增添了较多或非常多负担。这些负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班级微信群侵蚀教师的私人空间；
另一方面，对班级微信群的管理使教师感到力不从心。

在传统的学校生活中，教学任务与非教学任务(各种听评课、比赛、会议、文书工作)占据着教师绝大部分的时间，不少教师在学校放学后加班加点已成为常态，但此时工作与私人生活仍有较为明确的界限。班级微信群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界限。班级微信群承载着家长的沟通请求、学生的请假、教师的调换课等信息，且这些信息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就使教师不得不时刻关注群内的动态，原来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教育教学工作开始侵蚀教师的私人时间。

教师在班级微信群中多以管理者身份出现，这就使其在学校管理学生之外，又要在班级微信群管理学生家长的言行。由于班级微信群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与规则公约，致使许多乱象滋生。有些家长将班级微信群当作与其他家长争吵的平台；
有些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发布毫无意义的信息并使之刷屏；
更有甚者，有些家长把班级微信群当成自己的朋友群，在群内闲聊、拉票；
面对班级微信群的乱象，教师或疲于应对、或避之若浼，这都在无形之中加重了教师的负担。

4.班级微信群使得教师与家长的冲突日趋频繁

在有效回收的教师问卷中，有30%的教师认为班级微信群加剧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家校沟通是以学生为中介的，家校间信息不对称显著，直到以班级微信群为代表的现代沟通媒介出现，学生在家校沟通中的地位被大大弱化，教师开始直面学生家长，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冲突产生的可能性不断增大。

学校工具性的诉求和标准化的运行逻辑与家庭个性化的诉求本就存在价值冲突，而班级微信群恰恰为这种价值冲突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使之前由于时空条件不足而被抑制的冲突开始凸显出来。[2]

班级微信群中的家校冲突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家校双方既相互越界，又相互推诿责任。教师既通过班级微信群侵占家庭的亲子教育空间，又通过班级微信群以布置家长作业等形式将原本由自己负责的教学任务推给学生家长；
家长既通过班级微信群干预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又通过班级微信群表达各种诉求将原本由自己负责的教育任务推给学校教师。

(二)学生方面

在有效回收的学生问卷中，44%的学生对教师与家长使用班级微信群持比较否定或否定的态度；
65%的学生认为班级微信群为其学习生活增添了较多或非常多的烦恼：68%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改变教师与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的交流方式。有关问卷最后的开放性问题，被试学生的高频回答可集中概括为教师与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的交流方式使其感觉被监视，丧失了自由；
教师与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的交流方式又使其感觉被忽视，丧失了话语权。

1.班级微信群使学生的秘密无处躲藏

4-8年级的学生处于秘密对其自我认知与人际关系施加影响力的关键年龄阶段，但教师与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的不当交流方式阻碍了秘密功效的发挥，并给学生增加了压力。在班级微信群的早期使用阶段，不少教师开创性地将学生在校的优良表现或参加的集体活动以文字或图片视频的方式发布于群中，这种交流方式为家长了解学生在校表现开辟了一个窗口，受到普遍认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教师开始将学生在校的表现事无巨细统统发布到群里，这种做法又引来家长的效仿，班级微信群中充斥着学生的各种信息。教师与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过度发布学生信息，班级微信群异化为校园和家庭的监控设备，让学生的秘密无处躲藏，这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者阻碍了学生自我认同的完善，挤压了学生的个人空间；
二者使学生处理与教师和同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困难。

教师与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不当的交流方式所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是没有处理好秘密与监督之间的关系。监督十分必要，但需与秘密保持平衡。对待学生的秘密，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教师与家长持有一种不知情的态度。马克斯·范梅南在《儿童的秘密》中指出“老师与家长引导自己的学生或孩子走向成年的唯一恰当途径有时就是不要刨根问底地了解孩子内心在想什么，不去了解孩子们到底在做什么。否则的话，孩子的个性就很难真正发展。”[3]

2.班级微信群使学生的话语权被剥夺

在有效回收的学生问卷中，有46%的学生认为其话语权在家校通过班级微信群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被逐渐剥夺。学生是家校共同的教育对象，也是家校合作的出发点、家校冲突的根源。在传统的家校沟通中，学生中介性是其显著特征，家校双方都通过学生了解彼此、评价彼此，家校间的信息不对称凸显，学生的话语权占有重要地位。而后随着网络沟通媒介技术的发展，家校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被打破，家校沟通突破时空的限制，更为便捷、高效。这时相对于学生的叙述，家校双方都更倾向于在班级微信群直接交流。而班级微信群作为家校沟通的平台往往将学生排除在外，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话语权逐渐衰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教育的主角没有获得相应的话语权时，教师与家长沟通过程中产生的困扰可能远远超过班级微信群所带来的技术便利，因为这不仅给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加剧了学生的焦虑。

(三)家长方面

在有效回收的家长问卷中，81%的家长认为班级微信群带来了较多或非常多的负担，69%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对班级微信群的管理模式和使用方式进行变革。有关问卷最后的开放性问题，被试家长的高频回答可集中概括为班级微信群的使用让家长感受到教育焦虑的增长，家庭教育边界缩小，亲子沟通减少。

以班级微信群为代表的现代沟通媒介技术在方便家校沟通的同时促进了家校边界的模糊和消融，在为教师增添压力的同时给学生家长带来了沉重的包袱。

首先，教师通过班级微信群将学生由于学业竞争产生的焦虑情绪传递给家长，家长的教育焦虑无处排解，转而给学生继续施压，学生面临双重压力，家庭氛围变得紧张。家庭作为不同于学校的生活领域，其空间受到挤压，并有向学校生活靠拢的趋势。

其次，教师通过班级微信群将自身的教育职责推卸给家长。教师通过过度发布信息，布置亲子作业等形式，使家长承担原本属于教师权责范围内的任务。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种教育形态之间明确的分工不再明确，家庭教育逐渐放弃自己的规则、标准而遵循学校教育边界内的规则、标准。

最后，教师与家长通过班级微信群进行交流的模式部分地取代了亲子沟通，家长们将教师在班级微信群中发布的信息当作了解孩子学校生活的重要渠道，并认为学生的独立性不足、思想不成熟、叙述也有失偏颇，亲子沟通中关于学校生活的内容逐渐减少。但这种情况又使不少家长产生矛盾心理，因为许多家长确实将各方面的亲子沟通都视为组成亲子关系的重要内容。

(一)基于边界意识重新审视班级微信群的定位

厘清班级微信群的定位是家校共育中各方树立边界意识，减轻因越界行为带来压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班级微信群定位于家校沟通平台，主旨是形成家校合力以促进学生的发展。班级微信群作为沟通平台，在家校双方交流的过程中并未表现出任何导向作用，因此不能将教师、学生、家长压力增加归咎于班级微信群本身。真正导致家校共育中各方压力增加的是在班级微信群这一沟通平台上教师与家长的越界行为。

基于边界意识，相当一部分班级微信群表现出两种极端倾向。其一，边界意识极强。此类班级微信群中教师只负责发布通知公告，家长仅作为信息接收者，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交流。此倾向以限制教师与家长的经验分享、情感交流为代价规避了班级微信群常见的问题，但并未形成教育合力，不利于家校共育的深入发展，且将班级微信群完全工具化，不符合班级微信群的定位。其二，边界意识薄弱。此类班级微信群中信息的发布不受主体、内容、时间的限制，呈现出一种过度自由的状态。随着这一状态的持续，教师、学生、家长之间边界日益模糊，越界行为频繁发生，各方压力增大，问题相继出现。此倾向虽符合班级微信群的定位，但有滥用之嫌。因此需要在两种倾向之间找到一种调和状态，使之既符合班级微信群的定位，又不致于家校共育中的各方自主性受到侵犯、相对局限性受到漠视。

(二)基于边界意识重新理解教师、学生、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的角色

建立班级微信群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班级微信群中发布的内容须与学生教育相关，然而大部分情况下学生并不参与班级微信群，只是由教师、家长在班级微信群平台上围绕学生进行沟通。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在班级微信群中的缺位本就容易给家校沟通带来困扰，加之家校之间的诉求与运行逻辑的差异，导致家校双方的矛盾依托于班级微信平台频繁爆发。家校之间的矛盾早在班级微信群等现代沟通媒介产生之前业已存在，它既是教育发展的动力，又是教师、学生、家长压力增加的因由。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这样描述家校矛盾，“没有什么比学校家庭教育更为复杂和更为矛盾的了，这种教育充满无数冲突，需要理智地、巧妙地、策略地、不叫喊和不忙乱地加以解决”[4]。

前文已提及，造成班级微信群中各方压力增加的根源是各群体相互之间边界模糊、越界行为发生。之所以边界模糊不清、越界行为频繁发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师、学生、家长对自身在班级微信群中所承担的角色认识不足，也可以说教育预设有误。

许多教师将自己当作班级微信群的主导者，全天候、全方位参与班级微信群的日常管理，久而久之，逐渐感到力不从心；
许多教师将自己当作班级微信群的通知者，只在群内发布学校通知、班级活动、学生作业、奖惩情况，并不引导群内的交流，久而久之，与家长群体产生了一定的隔阂；
许多家长将自己当作班级微信群的监督者，不断向教师表达诉求，这些诉求往往不能满足，久而久之，家校之间的矛盾被激化；
许多家长将自己当作班级微信群的旁观者，仅接收消息，不参与交流，久而久之，丧失了家校沟通的参与感。

在班级微信群这一沟通平台上，教师与家长角色的共同基调应是“协作者”，而不是主导者、通知者、监督者、旁观者。所以应采取必要的可行性举措，使之既能让教师、家长承担其“协作者”的角色，又能保持教师、家长的自主性、相对性、局限性。建立班级微信群中的家长委员会很好地兼顾了这两项要求。一方面，家长委员会由家长群体选举产生并得到教师的认可，它能够收集处理好家长们的意见向教师传达，也可以将教师的态度向家长们反馈；
另一方面，家长委员会的建立在教师与大部分家长之间开辟了一个缓冲地带，由于家长委员会的中介性质，教师与大部分家长之间的边界得以凸显，越界行为必会随之减少。

至于学生在班级微信群中的角色，综合考虑现实因素，其缺位状态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诚然，学生的缺位会给班级微信群中的教师、家长增添困扰，但学生的缺位是否有合理因素，这里同样可以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段话，“学生了解教育、懂得教育一般来说是有害而无益的，这是因为在自然的气氛中对学生施加影响才能产生高效的结果。教师同儿童的父母进行的谈话(儿童不在场的谈话)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5]

(三)基于边界意识重新制定班级微信群的群规

班级微信群的无序表现于群内信息的无序，班级微信群的问题产生于群内信息的问题，因此要制定群规、建立边界分明的家校沟通平台须从群内的信息管理入手。

首先，限制班级微信群信息发布的主体。班级微信群信息发布的主体应是教师与家长，学校领导人员不应进群发布信息，否则将破坏群内氛围，侵犯教师家长的边界；
班级微信群成员数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应规定只有一名家长代表学生进入班级微信群，且进群后按照要求修改备注，此举可减轻班级微信群成员的混乱庞杂。

其次，限制班级微信群信息发布的内容。班级微信群的首要目标应是学生发展，班级微信群的首要功能应是学生教育，因此班级微信群内的信息交流理当围绕学生展开。此举可限制无效信息的发布，制约无效信息中的越界行为。此外，应规定班级微信群内发布的信息应体现公共性，即学生普遍出现的问题，个别化事项不在群内讨论。[6]

再次，限制班级微信群信息发布的时间。在班级微信群发布信息应考虑到教师、家长的作息时间，尽量在工作时间进行交流，最优解是经教师与家长共同协商划定时间段进行交流，此举可保障教师、家长的休息权利，保障教师、家长的私人生活边界。

最后，建立班级微信群的监督机制。不管是教师还是家长，违反上述规定，就应接受经商讨同意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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