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楚然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的方法从事训诂。在《释大》中，王念孙以“见、溪、群、疑、影、喻、晓、匣”等八个古声母为纲，收集梳理了诸多含“大”义之词，形成八篇对这些词的训释文。《释大》运用因声求义的手段考证汉语词汇内部的横向联系，对推求语源具有积极意义。

现代有关《释大》的研究从评其性质到论其不足，基本都围绕着它对词源学的贡献展开。张联荣从《释大》的体例和同源词系联方法出发，详细探讨了该文献对我们确定语源关系和研究同源词的意义与启发。［1］但有关《释大》是否能系统地揭示同源词之间的关联，有学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张博在《试论王念孙〈释大〉》中论述道：《释大》所系联的词也并不都具有声义相通的关系，究其原因是其编排构架不合理。［2］也有观点认为《释大》本身并不是同源词系联著作，而是以“大”这一特征义为选择标准，以声母为编排框架，对收录的词进行了整理，可被视为词源研究方面较为系统的资料汇编。［3］鉴于《释大》在同源词研究方面的意义还不够清晰，有学者从汉语同源词的音变模式切入，选择和说明《释大》中部分词族的同源关系，以此证王念孙“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理论的正确性。［4］我们知道，因为运用了因声求义的方法，《释大》中必然存在一部分同源关系。为了进一步对这些可能的同源关系进行梳理，本文尝试运用王寅先生提出的MRC认知模型对可能具有同源关系的主词及其关系词进行重新整理，以揭示词与词之间存在的音义变化规律。

《释大》现存手稿仅有八篇，按照八个声母编排系联含有“大”义之词［5］，并引用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对于汉语词源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然而，《释大》编排所遵循的方法存在不足，我们在对其中的同源词进行梳理时，发现很多词的语源义相去甚远，或者词义相近但看不出同源关系，每组词的排布显得不够系统。

这是因为，王念孙所释“大”义过于宽泛。我们从文献中发现，每组词最初的造词理据不限于“大”义，还包括“强大、盛大、高大、宽大、远大、声大、数量大”等等相关词义。其编写方式并不是以“大”为词源义，然后系联一组语音结合密切的同源词，而是从词汇意义上分析得出“大”的特征义并编排在一起。［6］因此我们只能说有些词的词义在某一义项上有交叉，来源实则不同。其次，王念孙在编排时将同源词的语音变化限定在声母不变，韵母相转的前提条件下，这种不考虑韵部与语义联系的编排方法，使得同组词的音义关联并不密切，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也值得推敲。

鉴于以上原因，《释大》中所列含“大”义词并不全面系统。但另一方面，由于王念孙运用了以语转求义转的方法，使得其中的一部分词确实具有同源 关系。

在确定同源词的时候，除了关注声韵上的系联，我们还要注意语义与语音的结合关系。［7］我们看到，过去有研究试图重新梳理《释大》中的同源关系，但它们缺乏梳理同源词之间音义关联的理论框架，未能很好地诠释这些同源词的音义变化规律以及它们是如何孳乳衍生的。为探究这一规律我们采用MRC体认模型对含“大”义的词进行重新分类和整理，试图阐明《释大》中所列同源词的派生过程。王寅基于体认语言学中的隐转喻理论，同词义学中词义变化所经历的两种途径——辐射型和连锁型——相结合，建立了这一认知模型。［8］“M（metaphor/metonymy）”代表模型所依赖的隐喻、转喻思维方式；
“R（radiation）”和“C（concatenation）”分别代表辐射和连锁这两种词义变化的方式。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Johnson）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手段，还是一种用一者去认识另一者的认知策略。［9］采用Lakoff所提出的ICM（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理论框架进行说明，隐喻是从一个ICM向另一个ICM的映射；
转喻是同一个ICM之内的认知和理解，即可通过整体中的部分来认识整体，反之亦然。［10］词汇学的理论指出，词义拓展和变化主要有两种途径：放射型和连锁型。放射型的拓展方式以词的基本意义或核心为中心，向四周派生出其他意义，形成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放射状多义关系；
连锁型的拓展方式从词的一个意义延伸出第二个意义，然后从第二个意义产生第三个意义，各意义依次衍生而出，形成像链条状一环扣一环的多义关系。［11］

借用该模型，我们尝试对《释大》中部分音近义通且具有同源关系的词进行语义分析和重新梳理，以解释它们之间的派生规律。

《释大》所整理关联的176个主词及其关系词，其意义并不局限在“大”义上，还包含与“大”意思相近或相关的词，以及一些与情绪、动作、气味、色彩相关的词，尽管我们很难看出它们与“大”义的关联。

我们将王念孙归纳所含“大”义之词分为大、强大、盛大、高大、宽大、远大、声大、数量大、容纳、首位、年长、激烈动态、激烈情绪、含“大”义专名这十四大类以及特殊词若干，其中“宽大、远大、声大、数量大、容纳、首位”经过连锁型衍生，又产生了具有其他意义的词。本文采用MRC模型将《释大》中的部分同源关系整理如图1所示。

图1 《释大》所列同源词的语义派生关系

（一）词目的多个义项及其拓展关系

我们注意到，《释大》中的词往往具有多个义项，在梳理一组词的关系时，王念孙往往选择其中一个共通的义项将组内不同的词系联起来。如第一篇上有：“大呼谓之嘂，皋嘂簥声相近，号谓之皋，大呼谓之嘂，大埙谓之嘂，大管谓之簥，皆言其声之高大也。”另一种情况是，同一个词的多个义项分布在不同篇目中，王念孙将其与各组的其他词系联进行训释，如第五篇“故大谓之奄”，第七篇“奄谓之荒”。

统计《释大》中176个主词及其关系词的全部义项后，我们发现除直接包含“大”义（大都为特征义）的词外，以“大”义为中心，又向四周派生出其他十几种语义，如强大、盛大、高大等等，它们之中有一部分产生了连锁型的语义拓展，衍生出第三层意义（图1最外围的圆），如从“大”扩展产生“宽大”义，再衍生出“扩张、打开”这一意义。尽管发现了一些语义拓展关系，我们仍很难将《释大》所列全部词汇都划入图1的派生关系图中，首先是因为很多含“大”义的词实际是在其某一义项的基础上分析得出的特征意义，其词源义与“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王念孙按照声母编排整理词汇，同一篇目中并非都为同源词，所以《释大》中所列含“大”义词并不全面，也不够系统。

综上，《释大》中所含全部词汇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相互系联的语义拓展关系图，我们只能选取部分义通音近，且可能具有同源关系的词例，通过隐转喻理论和辐射连锁型的词义派生方式探究它们形成和发展的理据，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梳理同源词的 思路。

（二）基于MRC模型的《释大》词汇分析

王力指出：“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的字，叫作同源字，这些字都有同一来源。”［12］在确定发音是否相同或相近时，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因为同源字形成的时期大都是上古时代。在运用模型分析同源词的语义关联时，首先，我们利用隐转喻的认知方式进行解读，根据词义将它们分为不同几大类，再按照辐射和连锁关系串联起来。然后，在音近义通的原则下，考虑词与词之间声母和韵部的相似性，对每一类词进行重新梳理，以串联起它们的音义关联。由于《释大》没有对系联语音转变的上古音体系做详细说明，所以我们选择王力的上古音系统作为理论依据，以分析不同词之间的语音联系。最终，我们在《释大》中发现了以“大”义为中心，向四周拓展形成的辐射连锁型多义关系：

（1）直接包含“大”义的词。

（2）带有“强大”义项的词：刚、劲、坚、彊、勍、竞、健、乾（健）、耆（强横）、捲（勇）、昜（强）……

（4）带有“高大、长”义项的词：冈、亢（人颈）、皋、京、高、乔、垲、岿、邍（高平原）、巍、魏、郁、阳、昜、引、远、袁、衍、绎、融、夷、巸、芋、（“阳”之后词都指长）……

（5）带有“宽大”义项的词：扩、懬、圹、宽、阔、霩（云消雨散）、薖、廓、泱、洋、衍、迂、夷（平坦）、裺（衣宽）……

有些经过连锁衍生又产生“扩张、打开”义：按照隐转喻认知方式，我们可以从“宽大”义转语至“扩张、打开”语义域。比如第二篇中所列“懬、廓、圹、宽、阔”等都有“空旷、开阔”义，第七篇下“散谓之霍”，“霍”具有“扩散、扩张”义。再引用王力上古音系统作为依据，其中“廓”为溪母、铎部，“霍”属于晓母、铎部，两者韵部相同，声母相近。其义相通、音相近，故重新梳理时，我们可以将“霍”也放到同一组中讨论。

（6）带有“远大”义项的词：旷，阔，厓，岸，圻，堮，垠（前五者都指边际），远，踰，殥，夤，云，违，迂，越，荒……

基于此义又引申出“久、时间长”等义：第六篇下中“远，踰，殥，夤，云，违，迂，越”都有“遥远”义，从此语义域又连锁产生“久远”语义域，如第五篇下中“久谓之央，亦谓之淹”。我们发现“央”属于影母、阳部，“迂”属于影母、鱼部，两者声母相同，韵部发音相似。由此可见，它们也具有音近义通的关系，可以系联为同一组词。

（7）带有“声大”义项的词：皋，嘂，活（guō，流水声），呵，，咥（前三者都指大笑），诃（怒责），詨，虓，虖（前两者都指虎鸣），呼，嘑，唤，訏，嚣（惊呼），哮，嚣，嚣，噱，嗷，咢，吴，齗（前两者都指争辩），（犬吠）……

声音大的前提是要发出声音，因此我们可将“声大”与“出声、出气”义联系在一起：第七篇下的“吁、呼、唤”都具有“声大”义，同篇“歊”指“出气”，其中“呼”与“歊”声母相同，且所属的“鱼”“宵”二部声相近，被王念孙作为同源词系联在一起。

（8）带有“数量大”义项的词：京（十兆），夃（盈），祁，殷，郺，衍，淫（过多），员，云……

“数量之大”又可以连锁衍生出“总计、汇总”义：第六篇上有“云，山川气也……二者皆众多之义”，第一篇下有“会，大计也”，由“多”可以引申出“总计”的含义。再看其声韵关系，两者都为匣母，“云”为文部，“会”为月部，二者韵部读音相似，故可将“会”也整理到同一组进行词源研究。

（9）带有“容纳”义项的词：容，盛，櫜（收藏盔甲弓矢的器具），韬（剑套），弢（弓袋），胃……

容器可以用来容纳物料，因此也可以隐喻性地连锁出“包围”义：第六篇下“胃，谷府也”，“胃”指“消化谷物的腑脏”，同篇还提到“囘谓之囗（wei）”，“囗”有“环绕、包围”义，前者属于匣母、物部，后者为匣母、微部，韵部主要元音相同，读音相近，存在明显的音义关联。

（10）带有“首位”义项的词：魁，元。

（11）带有“年长”义项的词：耆，艾。

（12）带有“激烈动态”义项的词：彉（拉满弓），矍（惊慌、疾视的样子），彏（弓弦急张），狊（鸟展双翅），矆，霍，翚（前三者都指骄傲或豪迈地看着），霍，翚（前两者都指疾飞），奯，盱（前两者都指睁大眼睛），眓（看高的地方），虔（强取），昜（飞），扬（高举、发扬），越，挥，轶，踰，欱（吞饮）……

（13）带有“激烈情感”义项的词：赩（生气的样子），吁（惊讶），咺，（前两者都指悲痛）……

通过分析，可见在隐转喻的认知机制下，“大”这一词义通过辐射连锁的变化转语至其他语义域，形成若干音近义通的同源词。

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在意义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声母和韵部的关联，然后对每一类词进行重新梳理，但是要确定一组词是同源的，除了音近义通这两个条件之外，还需确定它们有同一来源。［13］这里对于“来源”的考察，就需要我们从大量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依据。我们在重新梳理时对这一条件考察得不够，因此也存在不足之处。

王念孙编写《释大》并非从语源义出发，而是按照古声母汇集具有“大”义的词，其中“大”义范畴不清晰是学界一直以来争议该文献是否具有词源学研究价值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王念孙在系联各组词时以语转求义转，注意到了语音语义的结合，但只关注声母相同，忽视了韵部的联系。在运用MRC模型进行重新梳理时，我们从语义的关联出发，同时考察声韵的相似性，将每篇训释的主词和关系词重新分类，寻找其中可能的同源关系。基于隐转喻理论，本文分析了其中部分同源词在声和义上的辐射连锁派生关系，找到了它们形成和发展的理据，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梳理同源词的方法。

通过再次梳理我们发现，利用MRC体认模型可以跳出以声母为纲的限制，在新的框架下将原本同组甚至不同组词系联起来，揭示它们的衍生路径。这为我们更好地探索语言的音义结合之理提供了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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