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飞,代凤玲,陈杰,王敏,滕沁伶,杨洁,鞠梅

(1.西南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2.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肿瘤放射治疗中心，重庆 400000;3.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儿童重症监护室，四川 成都 610000;4.崇州市人民医院 护理部，四川 崇州 611200)

共情是设身处地认同和理解他人处境和感情的能力[1]。疼痛共情是指个体在察觉到他人疼痛或受伤状态时，产生的对他人疼痛的感知、判断和情绪反应，是共情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受个体及环境等因素影响[2]。Goubert等[3]提出，个体产生疼痛共情的过程包含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者不同的心理加工过程影响个体对他人疼痛的情绪及行为反应。临床护士是患者疼痛的重要评估者、镇痛措施及健康教育的实施者，贯穿整个疼痛管理过程[4]，其疼痛共情能力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国内对护士疼痛共情的研究较少，可防可控的影响因素尚不清晰。本研究旨在调查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管理者关注护士疼痛共情并采取措施预防、减少身心不适反应提供参考。

1.1 研究对象 2021年10-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重庆市、四川省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注册护士；
工作时间≥1年；
知情且自愿参与。排除标准：非本单位人员，如实习护士；
中途退出者。依据有限总体横断面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5]，考虑10%～15%的失访率，确定样本量为682～713人，最终抽取687人。本研究经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KY2022086)。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包含社会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称、工作年限。工作环境资料：科室、每周工作总时长、是否为疼痛资源护士、疼痛评估用时、是否参加过疼痛共情的课程与培训等。(2)疼痛共情量表(the empathy for pain scale，EPS)。由Giummarra等[6]编制，尚静等[7]汉化，用于个人疼痛共情的评估。包括移情反应与身心不适反应2个维度，共4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1分“完全不同意”到5分“完全同意”。量表得分为各条目均分，>3分代表个人疼痛共情水平较高。本研究中该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3)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IRI-C)。由Davis[8]编制,张凤凤等[9]汉化修订，用于个人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能力的测量。包含观点采择、想象力、共情性关注、个人痛苦4个分量表，共22个条目。“共情性关注”和“个人痛苦”反映个人情绪共情水平，“观点采择”和“想象力”反映个人认知共情水平。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0分“不恰当”到4分“很恰当”，总分为0～88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包括现场调查和在线调查。研究者本人在其中1所医院进行现场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回收。其余3所医院均在护士微信群内发放问卷星链接。问卷填写时间设为8～10 min，如有漏填、错填，页面将予以提示，中途间断或使用同一账号重复填写则无法提交。本研究共发放问卷703份，收回有效问卷687份，有效回收率为97.72%。

2.1 不同特征临床护士疼痛共情得分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687名临床护士，年龄20～56岁，平均(31.68±6.99)岁。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职称、工作年限、每周工作总时长、是否为疼痛资源护士、疼痛评估用时的临床护士疼痛共情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临床护士疼痛共情得分比较(N=687)

2.2 临床护士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与疼痛共情的相关性分析 EPS总分为(2.62±0.77)分，移情反应维度为(3.42±0.86)分，身心不适反应维度为(2.36±0.85)分。IRI-C总分为(50.51±12.11)分，其中情绪共情为(25.01±5.77)分，认知共情为(25.50±7.73)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IRI-C总分与EPS总分呈正相关(P<0.01)；
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均与疼痛共情呈正相关(均P<0.01)，见表2。

2.3 临床护士疼痛共情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疼痛共情总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见表3。结果显示，职称、疼痛评估用时、是否为疼痛资源护士、每周工作总时长、情绪共情是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共解释总变异的15.9%(表4)。

表2 临床护士人际反应与疼痛共情的相关性分析(r)

表3 自变量赋值说明表

表4 临床护士疼痛共情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n=687)

3.1 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现状 本研究中，临床护士疼痛共情总分为(2.62±0.77)分，高于毕轩懿等[10]对医学生的调查得分，但小于EPS以3分作为高水平疼痛共情的判断标准，提示本组临床护士疼痛共情处于中等水平，这可能与在校医学生侧重理论学习，而临床护士在此基础上还拥有实操经历有关。移情反应维度得分为(3.42±0.86)分，表明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移情反应水平较高，可促进对患者产生同情、关心等亲社会性行为，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与疼痛管理的实施[7]。身心不适反应维度得分为(2.36±0.85)分，提示本组护士存在中等水平的身心不适反应。以往研究[10-11]发现，医护人员通过对患者疼痛的观察并加工自身既往类似疼痛体验，极易诱发自身躯体不适感(如刺痛、跳痛、胃肠不适等)，降低工作效率。因此，管理者应重视护士疼痛共情移情反应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警惕疼痛共情给护士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

3.2 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社会人口学因素 结果显示，职称是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职称为“主管护师”的护士疼痛共情水平比“护士”职称者更高。分析原因，一方面“主管护师”比“护士”的年资更高，累积接触的病患和疼痛管理经历也更多，在对患者疼痛病情的把控及临床决策方面更佳，更易结合个人经验、发挥利他动机，对患者疼痛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情感反应[12]；
另一方面，“主管护师”大多是科室主力军，对上执行管理者下达的任务，对下带教低年资护士或护生，加之日常繁琐的临床工作，使其在面对患者的疼痛或受伤状态时，更易诱发个人的身心不适，从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疼痛共情。提示管理者要关怀以“主管护师”为代表的高年资护士群体，预防长期的高水平疼痛共情使其产生身心不适。建议定期开展趣味性疏压活动或安排轮休，为其创造身心“喘息”机会。

3.2.2 工作环境因素 本研究中，是否为疼痛资源护士、每周工作总时长和疼痛评估用时均与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相关联。疼痛资源护士的疼痛共情水平高于非疼痛资源护士，与李翊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疼痛资源护士是倡导与促进优质疼痛管理，变革不良疼痛护理的践行者，其疼痛知识的掌握程度、态度、行为均优于非疼痛资源护士,更具胜任该岗位的个人特质，但也容易激发其以患者为导向的利他情绪[13]。每周工作总时长≥50 h的护士身心不适反应程度比<50 h者高，与王傲枭等[14]的研究一致，考虑为长期紧张冗杂的工作事务、情感负荷与中夜班轮换所致。疼痛评估用时≥11 min的护士发生身心不适反应的程度比用时<3 min者更高。分析原因，护士作为患者疼痛的观察者，需对其病情做出及时、全面、连续的评估，不可避免的反复暴露在不同的疼痛线索中，累积影响自身躯体感知[15]。因此，管理者需明确岗位职责及工作时间，充分考虑本科室的具体情况后合理排班，预防共情疲劳或职业倦怠的发生。

3.3.3 情绪共情 本研究结果提示，情绪共情对临床护士的疼痛共情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与林冕[16]、Singer等[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情绪共情属于人类一般共情早期自下而上的自动化情绪共鸣阶段，个体对他人的共情是自动发生的，更容易受到输入刺激特征的影响[1,3]。临床工作中，护士接收到患者的躯体创伤、痛苦表情、肢体反应及精神状态等相关疼痛刺激后，个人与疼痛相关的情绪反应和躯体感知觉体验被激活[18]，对患者的疼痛或受伤状态产生共情。个体的情绪共情水平越高，其疼痛共情水平也越高。因此，管理者应重视情绪共情在护士临床疼痛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的控制和干预措施。此外，情绪共情具有可变性，易受情绪唤醒的诱发方式及情绪识别的主观判断影响，定量测量的灵敏度欠佳[1]。今后可考虑结合质性研究及情绪共情的行为范式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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