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颖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1948年出版的小说《人间失格》是日本著名的现代小说家太宰治的传世遗作，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半自传性质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多体现出的是关于人生境况的思考，但他在叙事层面上多是消极的话风，以颓废堕落的生活态度诠释特立独行的生存之道。因此，他也被评为“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人间失格》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作品中有时代鸿沟给人心灵的创伤，有家族的封建传统给人生存的窒息，有父权制社会给女性的桎梏，有关于死亡背后的人生所求，甚至将人间定义为“失格”，都是作者所蕴含的深意。日本本土的著名学者小野正文曾高度评价《人间失格》中大庭叶藏这个封闭在自我世界中饱满的人物形象，从全方位视角多角度把握作者的思想内涵，也有助于把握主人公大庭叶藏的人生的价值追求。

在日本学界，太宰治于日本现代文学发展有举重若轻的地位。有人立足于作品内涵的颓废因子，提取无赖派文学中的共性，从绝望、虚无、彷徨中总结人生认识作者；
而有人则从精神分析中研究在百废待兴的时代下，人们纵情于物欲的世界里，作者反其道而行的人间清醒，从他多次的自杀经历来看，结束恰恰是一种反抗。在《人间失格》的分析研究中，许多学者的目光都聚焦在“消极颓废”的关键点上，从叙事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大庭叶藏与作者的自我建构；
也有人从文本反观作者的自我呈现；
也有学者另辟蹊径在作品中分析包裹的死亡意识，然而 “如何生存”贯穿了主人公大庭叶藏的一生，主人公多数时候倾向于用死亡去证明生的意义，在别无选择的余地里，死亡成了最好的解脱。不可否认颓靡是小说的主旋律，“欲望”反而承载着对世间的认可和留恋，承载着活下去的信念。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欲望是值得去捕捉和分析的，无论在大环境中还是家族体制内抑或是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背后，总有消极意义的积极成分存在，矛盾的个体也给这个“失格”的世间提供了卑微的生存指示。从“欲望”的视角去解读，或许也能给文本研究提供一点新的视野。

在《人间失格》中作者寥寥数笔渲染了日本传统的文化压抑，交代出了主人公大庭叶藏在父亲绝对权威下成长的压抑感和幸福的缺失。在对太宰治的颓废美学的研究中，贵族精神实际上是其内在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贵族精神的丧失实际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美感的遗失。太宰治曾在自己的另一本小说《斜阳》中借“弟弟直治”这一形象投射了“贵族”这一身份所构成自我的矛盾，不敢苟同却又无法抛弃，贵族的没落和精神物质的匮乏让“贵族”这个头衔不再高雅，被各种“主义”充斥的社会不再有统一的身份认同标准，存在的意义开始无限被扩大和质疑。整本小说都是站在第三人称的视角，以一个“他者”的角度在审视自我，就像战后的日本，以“无罪”的意识在麻痹自我，人以一种苟活的姿态在社会上行走，安逸享乐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人是为着什么而活着呢？这是叶藏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也是直指社会的一把剑，幼年的叶藏尚有生存的欲望，“尽管我对人类满腹恐惧，但是怎么也没法对人类死心”[1]。叶藏在谈到一场演说时，提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欺骗，将其形容为 “一种显得干净利落而又纯洁开朗的不信任案例”“就连我自己也一样，从早到晚都是依靠搞笑来欺骗着人们”“我没有向任何人控诉那些男女佣人所犯下的可憎罪孽，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而是因为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紧闭了信任的外壳”。叶藏的孤独感是扎根在生命的底色中的，这只是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中的一个缩影，人与人的疏离已是时代背景下的趋势，而这时候的欲望还留有生命力，还在等待成长。

太宰治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叶藏家庭中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在学校中与人相处的点滴小事，看似是大家宠儿的他，实际在不断的搞笑中将自我推向了世间的边缘地带。他在思考“幸福”的定义时，就表达了自己与常人的不同，“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格格不入，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却并未得到对等的关爱，父亲公务缠身，母亲身体孱弱，童年的缺失是其性格孤僻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学者也对此分析道：“这样微弱不起眼的家庭地位势必会造成大庭叶藏不甚健全的心理以及纤细敏感的个性……这些年少时的经历都对他日后的成长轨迹、生存转台和死亡意识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影响。”[2]通读小说，不难看出大庭叶藏其实是个极致的理想主义者，当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时，其性格也转变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记》中老板娘提及叶藏时，“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哪”。在文本中，不难看出正是无穷无尽的欲望造成了这“失格”的人间，被欲望包裹的社会也侵蚀着时代下的人民。时代在变换中选择了摒弃传统文化价值，没有了将其视为生命的精神源泉和滋养。

叶藏毫不夸张地说自己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读书期间的伙伴竹一也曾预言过 “我”会讨女人喜欢，从手记中也不难看出人生中三个主要的女人给他带来的人生意义。这也是多数人认为《人间失格》是太宰治的一部半自传小说的原因。从人生经历来看，太宰治也曾和女人相约自杀，他的一生共有5次自杀，4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在《人间失格》的叙事中也有所影射。太宰治第2次自杀是和咖啡店的女店员一起，结果该女子自杀成功，太宰治被救活，这便和小说中的叶藏选择和常子自杀的情形相似。叶藏和常子的性欲给了叶藏生的指示，叶藏曾说：“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所度过的一夜，对于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 （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整篇手记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从未有过幸福感的人（尽管打幼小起“我”就常常被人们称为幸福之人，可我总觉得自己深陷于地狱之中）在和常子的情欲中感到了温暖，这一刻的欲望给了叶藏活的希望，他给常子的定义是“恩人”。常子的死给了叶藏很深的打击，他采取着一种败北者的消极态度对待生活，然而，从他微妙的心理也能看出，他其实对家庭、对父亲还抱有期待，但“比目鱼”的虚荣做作又压垮了一根可以拯救自我的稻草，再次打压了他生的欲望。常子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实际丰富了叶藏的性格特性，暗藏了他对人生的价值期许。

随后，叶藏遇到了静子和她5岁的女儿繁子，他们的同居生活被叶藏嘲讽为男妾似的生活，尽管“静子还说很多奉承话抬举我，可一想到那恰恰是属于男妾的可鄙特征，我就变得越发消沉，萎靡不振。我暗地里忖度着，金钱比女人更重要，我迟早会离开静子，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也为此煞费了苦心，可反倒越来越依赖静子了”。在这里，可将静子看作是叶藏具象化的物化“产品”，她是他目前赖以存活的欲望，尽管这样的欲望带给叶藏的是压抑，但当他在门外听到静子和繁子开心的谈话时，朴实的幸福感带给了他冲击，他选择离开是一种成全，静子和繁子的出现使 “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世间的真相了”。在日本电影《人间失格：太宰治和他的三个女人们》中，静子常穿的也是梅红色西式衣着，太宰治送的是一朵梅花，以及房间里梅红色的玻璃和装饰品背景，这一梅红元素无疑是帮助塑造了静子刚烈性情以及生子打破传统禁锢的“革命”精神[3]。或许将静子的形象定义为“革命”的存在，能够减轻一点叶藏对世间的恐惧，尽管他们仍是在情欲中相遇。而书中笔墨最多之人便是良子这一形象，缘起缘落都在生与死的欲望中。良子本是世间最可爱的化身，可是她被侵犯了，这样的冲击带给叶藏的只有深深的恐惧，让他的“头上出现了白发，对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丧失信心，对其他人也越来越怀疑，永远地远离了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后来他选择吞服良子的安眠药自杀。叶藏在电影中的这些经历和太宰治的人生经历有重合部分，从传记学批评的角度看，这与他人生中的第4次自杀是何其相像，他们都因妻子出轨而选择了服药自杀。叶藏在面对死亡时都是冷静地对待，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选择，他追求的是解脱之美。当令人恐惧的死亡终点延展开实则是对生命的追溯与推崇，体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更高层次的诉求。所以每一次被救活，叶藏在世间的绝望就又加深了一分，他的心里和良子再没有家，他在心里已下定了决心和良子分离，当良子承担不了他任何的欲望时，良子的失贞带给他的是凄烈至极的决绝。

《人间失格》又名《丧失人的资格》，较之前者更直观地表现了“丧文化”的内涵，悲观绝望是文本的主基调，但在文本中于绝望的笔触下却处处透露着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怀念与向往。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物哀”“幽玄”与“寂”是日本最集中的三大审美范畴，而三者皆强调审美的主客体一致，“美”是日本文学中最高的价值追求。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在太宰治的作品中几乎都蕴含着悲切的“死亡”意识。然而他定义的死却是在追求一种极致的“脱胎换骨”的生，“向死”和“知生”在他的作品中有着高度的统一性，选择自我毁灭恰恰表明了作者对生命的崇高敬畏。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中谈道：“死亡意象属于美学范畴，当然也是个积极的范畴，它能够被人欣赏，它可能在更深刻的精神层面启迪人的灵魂，为人的情感运动提供活力，为人心理上领悟非知识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打开一扇神秘的门窗。”[4]在文本中，不难看出叶藏追求的始终是精神层面的自由，他对“世间”的诸多疑问和恐惧皆来自不能将自我与人世达到自我满意的和谐统一，他骨子里的善良促使他用搞怪的方式在维持人际，也是担心人类不能接受“我”这样的异类。有学者在研究太宰治作品中“向死”和“知生”这一对文化意象时说道：“向死所体现的并非对死亡本质的追求，而是人物对于自身及生存环境中‘恶’的摒弃，对于‘善’的向往。其作品往往鲜见对死亡的叙述，也并非以‘死亡’为目的来体现美感，而是将‘死亡’作为唯一的手段来寻求美的终极。”[5]在太宰治及叶藏选择多次自杀的动机中也可窥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作者思想中凝聚着关于美的诉求和生命的欲望。《人间失格》是太宰治后期创作的作品，作品中浓厚的“贵族意识”蕴藏在叶藏的反抗精神中，大正至昭和时期贵族阶层的没落，很大程度地带给了太宰治一定冲击，造成了精神上难以言说的苦闷，从他开始进入地下组织参与共产主义的运动，也可看出他在找寻一条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出路。当叶藏在共产主义读书会交流中，开始选择扮演搞笑的角色，充当“同志们”的“丑角”时，这条路注定是失败的。“这些单纯的人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甚至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我每次必到，为大家提供作为‘丑角’的搞笑服务。”毕竟参加运动的最高风险便是被捕入狱，而“我”恰恰认为“与其对世人的‘真实生活’感到恐惧，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和轻松”。贵族的身份与革命的意识没办法统一的太宰治，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在文字中释放精神空虚。

在 《人间失格》中随处充斥的欲望并不使人厌烦，藏在欲望深处的是有待被发觉的美学气息，其绝望悲凉的文本基调反倒成了最表象的文化特征。从“父亲”这一角色上也可窥见一二，“父亲”终其一生带给叶藏的都是无限的压抑，但叶藏对父亲永远都有深切的渴望。幼年时期叶藏希望父亲给他带书，但为了满足父亲刻板印象中对孩童的幻想，他选择扮演一个天真的孩子，在这里并未有任何搞笑的成分意味；
青年时期，他与妓女相约自杀，不仅未遂还被爆出，惹得父亲勃然大怒，然而他想如果父亲仍然愿意资助“我”读书，“我”的人生应该会不同；
后来从大哥口中得知父亲胃溃疡去世后，他说道：“得知父亲病故以后，我愈发萎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他作为一种可亲而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在这也可看作是生的欲望的指引，“父亲”虽承载了叶藏一生的苦恼，但他于叶藏而言，却也永远是可亲的存在，“父亲”这个角色反而在延续他的生命力。在小说中，叶藏多次将自我放在于“人类”而言的“他者”地位中追问“世间”，最终他也得出了至高的哲学性的答案——“一切都将逝去”。“美”是没有尽头的，它永远没有实质性的答案，在寻“美”的路上释放欲望也是和“美”融合的一个过程，然而在过程中就有了关于“生命”的意义。不可否认叶藏的人生是堕落的，他的人生轨迹遭受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挤，但“私小说”的写作手法却是在借消极的事物传达积极的追求。这就像叶渭渠在《日本文学思潮史》中谈到的 “堕落论”的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 ‘价值颠倒说’，他们不是以新取代旧，以真善美取代假丑恶，而是认为堕落中就存在着真与美，以转换颠倒价值观的方式为堕落意味着向上，颓废意味着健康……”[6]。《人间失格》中的叶藏就是以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在传达对世间的美好祈愿，这或许也是太宰治写作中独特的文化审美范畴。

太宰治作为“无赖派文学”的代表，被誉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他的《人间失格》是具有其自传性质的一部作品，通过对文本的细致研究多能从叶藏的人物形象中看出作者的自我价值追求和审美意蕴。诚然，小说的主基调是苦闷绝望的，但作者的倔强气质仍然流露在叶藏的一次次的反抗中，对世间的每一次不妥协都表达了主人公对生的渴求，欲望在时代中浮沉，在女人堆中发酵，在文化氛围里追逐……都是作者在展现独特的存在意义。太宰治“向死而生”的生命选择正是给了“迷惘一代”一记有力的敲打，精神文化的建设才是击退颓废的有力武器，传统本土文化之美正是精神建设的最好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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