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访然

（西华大学，四川成都 611700）

针对东汉时期迁转到四川地区的官员，其任官方式、入川为官条件的探究，可从其来川仕官的地区和职位进行分别研究，因四川各地出土或传世的记功碑中有对官员生平事迹的描述，因此东汉石刻的材料和文献记载就成为考察入川官员迁转的重要史料。但因四川地区各郡县和各级别官员的迁任方式和州郡来源各不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蜀郡、犍为郡、广汉郡三郡在先秦时期属古蜀国范围，其主要居民为蜀人，地域范围包括今成都、眉山、乐山、德阳、绵阳、广汉、遂宁、宜宾、泸州、自贡、简阳、资阳、合江等汉族聚居区域。三郡也是当时经济最发达、地位最重要、汉文化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1]。郡太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身份地位高，且常常迁升为中央高级官员，是各功德碑中常出现的立碑对象之一。文献考证及石刻所记载的三郡太守共计22人，其中迁官记录较为详细的有16人。2011年经考古发现新出土的《裴君碑》中有关碑主裴君的迁官记录资料最为可贵。

《裴君碑》（见图1）的碑文[2]详细记载了碑主裴君的出身及任官经历。据赵超先生考证，碑文记载裴君：“累锡」苻（符）银，四世遵统……祖自河东，先人造创。银艾相承，选由孝廉。至君握惠，体含清妙。位历台署，博游辽（寮）俊。百工师师，」靡不则卬（仰）。超统定襄，外蛮侵暴。朱衣建鈰（旆），顺天平乱。奋威讨黠，鬼方震悼。师出旬时，猾夷降从。到（倒）载干戈，返文」行庆。利涉大川，黎元砥定。基（朞）月有成，美声勃洞。运苻（符）四郡，所在流化。蜀承汶水，缉熙极敬。列备五都，众致珍怪。”[3]裴君姓名虽并没有在文献有所体现，但根据碑文，仍然能清楚得知裴君为河东人士，举孝廉出身，出任郡太守一级的长官。“位历台署”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后汉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的注引《汉官仪》中“三署谓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4]志第26《百官三》中注引：“蔡质《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5]《百官二》本注曰：“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说明裴君举孝廉拜为郎官后诣台试成为尚书郎，然后由中央出任地方长官，“超统”破格出任边患严重的并州定襄郡太守，在平定定襄郡当时所面临的“外蛮侵暴”后，又迁转四郡任太守，“运符四郡，所在流化”，前三个郡名已经无所得知，但最后一郡为蜀郡。裴君生活的年代为东汉中期汉顺帝至桓帝时期，本初元年仍是蜀郡在任太守。根据碑文可知，裴君是河东望族裴氏子孙，祖上四世均为郡太守。裴君举孝廉之后拜郎中进入中央，担任尚书郎。严耕望先生认为：“自武帝从仲舒之议，使郡国岁贡孝廉拜郎中，集天下之贤才加一番训练，再使出牧百姓，诚为良制。”后定襄郡有“外蛮侵暴”，裴君被破格提拔担任定襄郡太守，后因平乱有功，此后一直辗转各地任太守。裴君到蜀郡任太守之后，继承先太守李膺来蜀郡任太守的主要任务，即兴学教化，振兴蜀地教育。可见裴君在出任四川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成都蜀郡太守时，是在迁转了至少三郡太守积累一定从政经验的结果。

图1 《裴君碑》碑阳

比裴君时代稍早的蜀郡太守黄昌的事迹，可见于《后汉书·酷吏列传》的记载。吴昌在任蜀郡太守约4年时间，后升为陈相，又升为河内、颍川任太守，永和五年（140年）征召任为将作大匠。如果将其在任陈相之前担的任期都以三四年计算，其担任蜀郡太守的时间可估为安帝中期。该人出身低微，因好学，熟读文书法律，没有经过举孝廉，先为本郡（会稽郡）决曹，后被刺史辟为刺史从事，又迁转为南阳郡任县令，后以宛县令升蜀郡太守。其在蜀郡的主要功绩也不在施政教化，而在于明断讼狱，使“宿恶大奸，皆奔走他境”。盖与安帝时期宦官当道，社会矛盾尖锐有关。由此可见，东汉不同时期迁转来川的官员，其迁转途径和来川主要施政方向，也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裴君其人，任蜀郡太守数年后便“致仕而闾巷”，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从《后汉书》的文献记载来看，部分迁任来川的官员，在离开四川之后便进入中央担任高官，如在东汉前期顺帝永平年间的第五伦“伦在职四年，迁蜀郡太守……视事七岁，肃宗初立，擢自远郡，代牟融为司空”，因其知人善任治理蜀地得当，在蜀郡任太守达7年之久，而后擢升为三司之一的司空；
章帝、和帝时期的陈宠“后转广汉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诛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后和帝闻之，擢宠为大司农”，但这部分官员是少数，照比由中原地区郡太守入职中央的官员来说数量较少，更多的官员迁转入蜀中三郡后，便一直辗转各地，也有人在四川结束了自己的官宦生涯，如黄昌任迁蜀郡太守后又迁任陈相、河内太守、颍川太守；
赵瑶从扶风太守迁任蜀郡太守后又迁广汉太守等。

东汉巴郡所辖地区包括今重庆地区和四川渠县、阆中、南充、达州等地[6]。《隶释》中《巴郡太守张纳碑》对张纳的迁官经历进行详细叙述。张纳其人，迁官经历由举孝廉开始、除郎中后担任尚书侍郎，尔后担任甘陵冤句县令，因亲人病故而去官，后为司空司徒征辟，但未就任。后又因举高第征辟为太尉、拜侍御史，平岭南贼寇后去山东某郡任太守，最后迁转巴郡任太守。因为朐忍夷时常发生骚乱，而张纳曾去岭南地区平贼寇有功被封为都亭侯，可见其有平乱之能，故提升其任巴郡太守，其官吏生涯的最后一任就是巴郡太守。《华阳国志》中能记载与其有相似迁官经验的巴郡太守傅宝、但望二人。傅宝本出身牂牁平夷，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
桓帝时泰山郡人但望从并州刺史迁为巴郡太守，因并州为东汉时期的北方边塞，其中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郡更是直面匈奴，所以，并州刺史一职也负有平定边患的任务。张纳、傅宝、但望三人，担任巴郡太守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有平蛮夷之乱的经验或有所功绩，朝廷才迁转他们来巴郡任太守，并且不再迁转外地为官。所以，一定程度上可说明巴郡太守的升迁原因与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太守的任职原因并不相同[7]。

古巴国和古蜀国自先秦时期就不属同一文化传统。《华阳国志》记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其中賨人又名板楯蛮，勇武好战，桓灵时期其因赋税严苛而数次反叛。因此汉朝庭对待巴郡的治理态度和治理蜀、广汉、犍为三郡有所不同，也可将其认为是导致派任巴郡的外籍太守的迁转途径和迁转条件不同的原因。

越巂郡与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的外籍长官迁任，也与巴郡太守有相似之处。越嶲郡与蜀郡属国所辖汉嘉等地本就是西南夷聚居之地，《华阳国志》中“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广汉属国侯李翊碑》中《隶释》卷9中记载，李翊本就是牂牁郡人氏，“郡守嘉贪，礼请署督邮、五官功曹守长……延熹六年，大守东莱李君懿其高洁，顺天报国，察举孝廉，除郎中，特慕供养，常托疾在家。时益部扰穰，为三府所选，拜广汉属国侯。到官鹰扬威怀以文，得殊俗欢心，拨理之效。至建宁元年，遭从事君忧去官”[8]；
《曹全碑》中曹全的曾祖父曹述，敦煌人氏，“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9]，从其籍贯和任官经历来看，可见都是具备一定治理和熟悉边地蛮夷经验的官员，这与汉朝廷对待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政策吻合，即“置吏主之”[10]。

来四川地区做官的外籍官员，其官员的背景也不尽相同。由于功德碑、墓碑等刻石形式要求书写被立之人的生平事迹，所以，通常对官员的生平事迹描述得十分详细。虽然记功碑中也有夸大事实的成分，但更多要看到石刻文字的写实性，这些碑刻所反映出来的官员迁任途径路径，是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故任职秦蜀郡这三蜀地区的太守，往往要求官员拥有一定的郡守经验。而在四川蛮夷居住人较多的郡县，则往往要求官员具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经验和拥有平叛对夷作战的经历，可见其当地官员即使遇到问题也有能力调和当地矛盾来维持社会稳定。而在四川任职各县令、长的外籍官员则多由常规晋升途径举孝廉除郎中而来。可见，探究东汉石刻的内容和文献，能够为研究东汉时期官吏的选拔任用和迁转制度提供重要史料，进一步弥补以往文献对其记载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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