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筱涵

（四川传媒学院，四川成都 611745）

长期以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存在争议。在传统的翻译观中甚至遭受着极低的评价，中国古时将译者称为“舌人”“媒婆”“传语”等。到了近代，中西方始终没有摆脱对译者的身份偏见，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一仆侍二主”，要求译者满足作者的经验世界和主观态度以及读者的接受立场[1]。古典理论家诺曼·夏皮罗认为译作二人是管家与领主的关系，译者必须生活在作者的影子中[2]。此外，还有“隐身说”和“透明说”翻译观，欧阳桢在著作《透明的眼睛：关于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思考》中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三个文学翻译标准——自明、信达、透明。目的就是要让译者“不可见”，要读者能够完全透过译文看到原著。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由幕后被推向了台前，人们意识到译者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媒介，也是保证交流顺利进行的关键。作家最希望译者把尊重原著视为翻译的底线，像忠实的朋友一样站在自己一边，与其保持情感一致，达成共鸣[3]。“一仆二主”“隐身说”“透明说”“朋友说”都是人们在长期翻译实践活动中的探索成果，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进入现代以来，哲学思潮逐渐涌入翻译领域，为译者主体性探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本文试图对比总结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翻译理论中的译者主体性，揭示翻译研究中译者身份的变迁，从蒙蔽到张扬，再到主体间性的多元变化。

20世纪50年代，列维·施特劳斯提出的结构主义影响整个欧洲，逐步发展成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就源于这一时期，在当时语文学翻译研究背景下，尤金·奈达、皮特·纽马克等人意识到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是仅依靠译者主观直觉判断进行的翻译活动，难以形成系统性理论。于是，奈达等人提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自此翻译研究从以直觉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语文学阶段转向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结构主义翻译研究新阶段。强调二元对立，突出了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忽视了言语者的主体性；
原文优于译文，作者身份高于译者。在这样的观点下，译者主体性遭到抑制，译者成了“舌人”“传话人”。奈达虽然提出等效翻译论的译介试图弥补结构主义翻译观带来的僵化问题。但是，他的分析与研究仍然集中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导致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翻译研究始终没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也始终是对同一性与一致性的追求[4]。

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把“科学与精密”视为译者的从业伦理和行为规范，然而由于它无视语言的外部环境而片面追求“科学洁癖”，由此产生的译文往往因为缺乏变通而显得“不近人情”。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文本意义是固定的，译者需要向作者无限靠近才能实现忠实。译者过分追求“科学与精密”，选择了忠诚而丢失主体性，贴近了文本，却丢失了读者。如2017年在中国内地上映的 《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中文字幕中，男主角“Jack Sparrow（杰克·斯派罗）”被译成了“小麻雀”，若译者这样的处理是出于剧情考虑，即杰克·斯派罗和其死对头萨拉查船长有恩怨，且萨拉查比斯派罗年长很多，译为“小麻雀”表明萨拉查对斯派罗的蔑视和不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将全片中所有的“Sparrow”都译成“小麻雀”就显得太过僵硬，甚至不符合剧情，观众的观影效果大打折扣。事实上，漫威官方曾解释过奇异博士斯特兰奇的身份问题，他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是他一直被叫作“Dr.Strange”。以上例子都反映了结构主义翻译范式中译者忽视剧情和背景，片面强调作者（源文本）的单边主义翻译。

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固定的，译者应遵循文本和翻译规则无限接近于作者的意图，在这种思潮下译者的身份是被禁锢的、固定的、僵化的。此处，我们借用数学模型表示结构主义翻译中主体间性关系（作者、译者和读者），我们可以更清晰发现三者在结构主义翻译中的关系以及译者的身份（见图1）。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有涉及数学坐标模型的相关论证，都是为方便读者更直观认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不涉及具体数据及计算。假设读者位于X轴上任意一点，作者位于Y轴上任意一点，译者是两轴的交点，通过函数y=kx+b（其中k<0，b>0）与X轴和Y轴相交建构三角形。当译者与作者的距离越来越近时，就会导致译者越来越脱离读者，忠实的翻译毁坏了文本（剧情），影响了观众的观看效果。在结构主义翻译观中，译者服从服务于作者，如同一位忠实的“仆人”，始终没有走出以作者为中心的藩篱。

图1 结构主义翻译观

20世纪60、70年代解构主义强势来袭，在西方世界掀起了解构主义思潮，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哲学家主张消解结构主义中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否定了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内部瓦解了上千年的西方哲学大厦。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翻译的语言活动是绝对无规律的、纯粹跳跃似的、充满偶然性的,是通过转化原文来赋予原文以生命，翻译的使命就是通过使语言延伸“延异”和“撒播”来保证语言“活下去”“活得更好”，活得超出原作者之外。解构主义翻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解构了意义的确定性，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的生存依赖译文，是译文赋予了原文新的意义，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生存下去。在解构主义影响下译者的身份地位大大提高，奈达的“对等翻译”成了不可能，译者不再是作者忠实的“仆人”，破坏、背叛原文恰是遵循了翻译的本义。于是，译者们解构传统翻译范式，开始了“狂欢式”的翻译范式。新媒体时代网络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为民间草根字幕组提供了充足的片源和受众。不同于国家电影译制片厂的专业译者，草根字幕组的译者更偏向于对外国影视作品台词进行本地化处理，如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第一季第十五集中“No guts,no glory,man.”被译为“兄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罗兰·巴特曾宣称“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死亡为代价”。民间字幕组的译者们无疑将译者主体性发挥到极致，“神翻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整个翻译活动，为观众带来了新的体验。但是这种后现代民粹主义 “群众路线”砸碎原作桎梏，向读者（观众）无限靠近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消解了语言内部的客观规律性。比如将美国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eBay”译为“淘宝”，搜索引擎“Google”译为“百度”，《生活大爆炸》第二季第七集中“No shoes,no shirt,no Sheldon.”译为“日本人和谢尔顿不准进入。”在解构主义翻译看来，译者作为第一读者，带着自己的“预判”和“立场”，对“未知”的文本进行能动的解读。

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打破固定的结构，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弥补了结构主义翻译观存在的缺陷。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主体间性关系中，译者摆脱了作者（Y）的束缚，转而不断地向读者（X）靠近，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见图2）。可是，这种过分迎合读者或者观众的翻译范式并不会长久。现代翻译研究派倚重读者反应论，而反应论所重视的情感共鸣在译者对源文本进行勒弗维尔式操纵后，受众所期待的喜感很快转化为幻觉废墟。解构主义翻译观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过分地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忽视了翻译的意义，译文被无限延伸，原作被任意肢解，翻译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

图2 解构主义翻译观

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瑞士哲学家皮亚杰著作基础上的学习理论，主张通过反思经验来建构对世界的理解，强调结构间的关联性，过程上的开放性、动态性。后来建构主义被广泛用于文学、艺术、数学、社会学等领域。鉴于之前范式研究中仅仅凸显单一主体性，忽视主体间关系的不协调、不平等，我国学者吕俊教授提出翻译学的重建应以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这一哲学语用学理论为基础，开展建构主义翻译研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中坚力量，是第二代核心人物，他反对阿多诺的主体性，继承和发展胡塞尔主体间性，认为就特定对象可以达成主体间性，成为交往的基础和共核[5]。吕俊认为，建构主义翻译范式是把翻译看成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对原作者用原语在他所在的社会中对他的生活世界的建构结果进行再次建构的过程[6]。译者借助语言媒介，建立自我主体（译者）与对象主体（作者和读者）间的平等对话、自由交往以及动态对话达成主体间的共识，这是对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范式主客体单边对立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修正和改进。

在建构主义翻译看来，译者身份在主体间性关系中是不确定的，译者身份受意识形态、言语倾向、文本内容、翻译策略等诸多内外部因素影响。如在2021年3月19日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国的翻译人员“火上浇油”，翻译内容比美方发言人布林肯的发言更具攻击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Coordinate multilateral efforts effectively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merce with insurance that everyone is falling the same rules.”，美方译员翻译为“我认为这个世界也是非常同意这样的一种做法，要捍卫我们现在所有这些规则。”该译员由于个人立场和语言倾向等因素，导致错译和漏译等严重的翻译偏差，毁坏了翻译秩序。反观中方译员既准确地传达中方的观点和态度，也确保美方接收到正确的信息，实现译员、中方和美方三方动态对话，达成主体间的共识。建构主义认为主体间关系呈动态分布，假设读者是X轴上任意一点、作者是Y轴上任意一点，译者是两轴的交点，通过一次函数与X轴和Y轴相交建构三角形（见图3）。译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在翻译前为等边直角三角形，此时译者与其他两者的关系是短暂平衡的，译者身份是中立的。翻译活动中，译者根据自身立场和外部环境对文本进行“动态”处理，此时主体间性关系不再平衡，译者无法同时兼顾作者和读者。作者和读者处于同一平面中两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建构主义翻译范式中译者不能长久维护“等边”关系，通过对译文的协调与取舍建构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三边关系。同时，通过数学模型验证，多条一次函数（y=kx+b，其中 k<0，b>0）在坐标中的多个交点不可能相交于同一点，进一步印证在同一翻译活动中译者无法实现“等效性”。

图3 建构语言翻译观

译者面向原作者一方做出的反应，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面向读者做出的反应，实现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首先，建构主义翻译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改变了传统的翻译观，不再强调主观对客观的认识问题，转而把重心放在交往的主体间性上，从中去寻找译者身份，是从符合性真理观向共识性真理的顺利转变。其次，借鉴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关于语言和客观世界、社会和主观世界的关系的观点，让译者成为翻译的主体，使得建构主体间性平等对话达到相互理解。

在翻译研究史上，翻译理论经历了由直觉主义哲学语言学研究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结构语言学再到反理性解构主义的转变，译者的身份也经历了由蒙蔽到凸显甚至张扬的变迁。后来，受西方哲学“主体间性”启发，翻译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译者主体性研究应该以承认翻译的主体间性为前提，并在主体间性哲学的观照下进行。译者绝不是单一地依附于某一方，而是与作者和读者建构成一个三边共生的动态“三角关系”，而译者的主体意识影响三角形的形状。当然本文仅讨论了译者、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三者的关系不能代表全体社会关系。翻译会受到社会、文化、思想、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是受一系列社会因素支配的话语活动，而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帮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更加理性地看待译者的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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