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康宁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00）

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部壮丽的史诗，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不朽丰碑。长征中，红军的宣传工作不仅传播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还扩大了红军政治影响。但是，在长征中红军的宣传工作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和制约，在最开始并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红军所经之地，多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尚未辐射到的地方，沿途百姓对红军的认识多停留在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层次上，红军的宣传内容让群众了解与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加大了宣传工作的难度。同时，红军因为军事压力处于频繁迁徙流动之中，不可能在某地长久停驻让当地百姓深入了解队伍，故而也会影响宣传效果。面对种种不利局面，红军长征中宣传工作如何克服困难并在实际中取得巨大成效，本文拟从宣传工作效度角度的背后原因作深入探讨。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要求， “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地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地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1]。这份指令可说是红军在长征中开展宣传工作的政治动员和纲领性文件。长征中的宣传工作基本围绕这份指令展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方针政策也随着宣传工作的推进不断被沿途百姓了解接受，有效化解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充分争取了群众支持，赢得了民心，壮大了革命队伍。

整体来看，红军长征中的宣传主要有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化装宣传三种。文字宣传的主要方式是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其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纲领、红军的纪律和宗旨以及抗日主张等。如《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部队的性质；
《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等文告则是为了让沿途群众尽快认识和了解红军部队，消除群众的顾虑乃至误解。口头宣传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红军与群众面对面进行宣讲，以达到群体感染效果。在部队进驻和途经的地方，红军经常就地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性质、立场以及行军目的等内容。同时，通过走访群众、了解群众的迫切需求，在沟通中拉近与群众的心理距离。口头宣传在被俘的白军士兵中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红军通过对被俘的白军士兵进行适当的政治教育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些俘虏回到原部队后，主动成了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的义务宣讲员，甚至有的还偷偷给红军送情报。在红军采取的三种宣传形式中，化装宣传最受群众欢迎。虽然长征中化装宣传的场地简陋、道具粗劣，但是题材丰富且具有感染力。斯诺对此有过评述， “（表演）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2]。

最初红军的宣传工作并未很快在群众中取得积极的反馈。在传统封闭的中国乡村社会，老百姓的社交圈有限，信息沟通交流也显得滞缓。因此，很多时候群众不仅不能对红军的宣传给予积极回应，而且还可能对其内容表现出疑惑。例如：贵州省由于交通梗阻，常年信息闭塞， “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赤匪’，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3]。长征中红军试图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传递给沿途群众，希望能够唤起周围群众拥护红军部队的热情，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然而，这一目的对很多群众而言，可能拔高了他们的认知水准，他们对红军宣传的一些 “新鲜名词” ，如 “参军” “打反动派” “打日本帝国主义” ，只是觉得新奇却并不能立马明白其含义[4]。对于红军宣传的苏维埃政权，他们流露出 “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 的疑虑[5]。另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在沟通上面临着语言交流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彝族同胞聚居的云南南华县，当地的老人们回忆红军的宣传工作时都表示， “（红军）由于讲的是外省话，老人难以听懂”[6]。

长征的胜利，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将士的顽强拼搏外，更为重要的是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然而，长征中红军所经之地，或是群众基础并不深厚，或是红军足迹从未涉及影响甚微之处，抑或是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能够获得广大群众对红军的拥护与支持离不开红军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不过，因为主客观原因的影响，红军长征每到一地的宣传工作在最开始的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其与理想中的效果尚有一定距离。

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残暴统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沿途群众对红军的认知，削弱了红军的宣传效果。长征所经之处多是红军活动较少和影响较弱的区域，群众对红军的认识与其生活中所遇到的历次军阀部队一样，是对百姓敲骨吸髓的队伍，所以刚开始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还很有市场。因此，当国民党对红军大肆污蔑时，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容易相信国民党的造谣之词，长征所经之地经常出现整村整乡百姓出去躲红军的现象。红军路过云南禄丰时， “山村的群众，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红军还有一些疑惑，有不少人见到红军都躲到山林里”[7]。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面临的情况则更加复杂。由于长久的封建统治压迫在少数民族心里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对汉人充满猜忌与敌视，甚至在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唆使和挑拨下出面阻挠红军前行。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多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山区或半山区，群众不会主动接触红军，所有这些情形都不利于宣传工作开展。因此，红军想要接触少数民族群众极为困难，宣传工作一时难以展开。在青海省班玛县，由于红军 “在这一带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敌人到处张贴布告和通缉令，老百姓知情不报的，全家跟着遭殃，因此我们根本无法与群众接触，只有东躲西藏，疲于奔命，陷入难以想象的困境”[8]。

群众自身的认知与觉悟程度也会影响红军宣传工作的效应。群众是宣传的主要接受者，其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等客观条件是红军在开展宣传工作时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会极大地影响宣传效果。长征时期红军所接触的群众绝大部分是文盲，当红军把宣传标语书写在墙上或者百姓家里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看见墙上张贴了不少标语，我不识字，便去问别人”[9]。为了解决这一窘境，红军会结合漫画的形式来展开宣传，但受行军条件的限制以及宣传环境的复杂性，宣传工作在实践中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群众的文化素养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可通过诸如口头宣传、化妆宣传尽可能规避这一问题。然而长久以来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和统治阶级的欺骗，群众会把自身遭受的一切苦难归因于命数使然。因此，想在短时间内清除群众思想中的这种意识痼疾，这对红军战士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另外，群众除了有自身认知条件的局限，还会遭受当地反动势力的压迫。在当地反动势力的威慑下群众害怕任何军队，更不敢主动接触红军，甚至难以理解红军的行军目的，也不敢轻易接受红军的救济。

部分红军战士开展宣传工作时，着重宣传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的内容而不注意写出契合群众迫切需求的口号，亦或是在进行散发宣传品、贴布告时，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求。《红星》报指出， “我们的宣传还没有明确了解到我们前面的群众是白色区域的群众同苏区内的群众有极大的不同，宣传的方式也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主义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鼓动他们的斗争，不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就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10]。另外，长征途中，有部分红军战士来自国民党旧部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保留有国民党军的陋习，如 “抓群众的鸡、吃饭不开钱等等”[11]。这些未能严格遵守红军纪律的战士，也极大损坏红军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进而对宣传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当时，行军紧张，条件艰苦是长征的常态，红军部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职宣传人员。从事宣传工作的红军战士除了要书写和张贴数以百计的标语，还要进行一至三次宣传鼓动工作。同时，他们需要执行调查与没收沿途土豪的财物，布置召开群众大会，扩红等相关任务。因此，行军中任务重时间紧，红军的宣传工作难免出现 “行军路上标语较少，还有漏字” 的现象[12]。

虽然行军中的宣传工作面临诸多困难，但其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中国革命史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3]，这里 “宣言书” “宣传队” “播种机”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红军的宣传工作中。当然，除了中国共产党人宣传工作本身做得好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良好精神面貌、实际行动感化和熏陶了长征路上原本对红军不了解或者对其深怀偏见与误解的群众。这比单纯的宣传工作更有说服力，影响也更大，效果也更明显。

红军的宣传之所以有效，除了注意各种技术层面的因素外，关键的还是宣传工作与其行动始终保持高度一致，表里如一。在宣传工作中，群众所看重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言辞，更为重视的是红军部队的实际行动。红军的言行一致模范行为体现中国共产党正确的主张和纲领也是党和红军宣传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红军践行宣传主张，让人们在观其言察其行中受到感染，这与宣传学中潜移默化的宣传手法相契合。红军的纪律严明，在苏区人尽皆知，但是长征途中的老百姓对此了解不多，甚至他们对红军心存诸多顾虑和疑惧。为此，行军途中红军极其重视严格的军队纪律，部队一方面整顿军纪，另一方面要求全军 “严格地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切实注意做好群众工作”[14]。当队伍离开宿营地时，红军 “专门召开了会议，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要求每一位红军战士把借用群众的东西一一归还原主，如有损坏照价赔偿，还要求把住地打扫干净，把用作铺板的门板重新装好”[14]。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他们尽其所能为这些受到阶级压迫的群众带去希望、光明，用真切情感有效化解了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成见，缩短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从而迅速推动宣传工作的开展。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各民族平等政策，帮助和领导少数民族废除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斗争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工作成绩[15]。这一点连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官都为之惊叹：
“从战后拾得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来看，沿途大小路径里程多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注解得非常准确，好像未来以前，即派有人实地勘察过一样。同时红军一到，即得到汉、彝人民热情支援，担任向导，尤其是一贯认为‘不可理喻’的彝人，都能和红军打成一片[16]。”

红军战士对群众进行宣传时善于用情感亲近法，先在感情上与群众拉近距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做宣传工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走进群众的心里。所谓情感亲近法指的是 “宣传者为了取得受众感情的亲近，往往以校友、朋友、同乡的形象出现在受众的面前，为相互之间的沟通铺垫基础。这种宣传者以可亲可敬的形象出现，与受众建立亲同关系”[17]。当群众对红军存在诸多误解与隔阂时，这种情感亲近法很容易拉近两者的心理距离，有时候比文字的宣传更有力量和效果。红军看见年长的群众时会称其为老大妈、老大爷，类似的亲切称呼会使得初次见到红军的群众感到倍加温暖。不仅如此，红军还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告诉群众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 “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挨家挨户地宣传苏维埃和妇女解放，我讲不出道理就把自己亲身经历讲给姐妹听，使她们从中受到启发”[9]。有时为了使得宣传内容更加深入人心，红军会经常与路遇的百姓拉家常，嘘寒问暖，使他们感到亲切，以便接受红军的宣传。

红军在长征中不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用一种独特的形式来展现自己是一支 “别样” 的军队。红军战士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严以律己的行为规范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在南华县，红军刚进村就对老人们说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等一些革命的道理。不过，由于红军讲的是外省话，老人难以听懂，但是 “老人们看着头戴五星帽，脚穿破布打成的草鞋，身着旧军装的红军，个个英姿飒爽，精神抖擞而又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穿草黄色军服的国民党兵那样凶神恶煞，耀武扬威的样子”[6]。老人们目睹这些，与路过的军队相比，心中都纷纷赞赏红军，这个时候再来对他们进行宣传也就容易达到实效。

长征中红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精气神不仅给宣传工作带来正面效应，而且与国民党军形成强烈反差，让百姓在强烈的对比中看到国民党的拙劣伎俩，那些对红军的污蔑很快就不攻自破。群众不仅听到红军的宣传口号，而且真切感受到红军来到他们身边后发生的变化。红军优良的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比任何煽情或鼓舞的文字宣传更有效果。就连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士官也深刻认识到红军的纪律是国民党军 “所不具备的” ，他们曾在多次部队训话中提及要效法红军，学习他们 “不扰民、赈贫恤苦” ， “不妄杀无辜、不攫取一草一木”[18]。1935年6月，红军长征路过懋功时，驻守懋功的国民党部队兵力远远超过红军。然而，懋功之战仅持续了一昼夜，国民党军便弃城溃逃。时任国民党第20军下辖营长李介立分析己方失败的原因时指出：
“（国军）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
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尽民心。”[19]一位亲历长征并最先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曾经作为红军的 “俘虏” ，囿于意识形态和语言隔阂，最开始他对红军持强烈敌视态度，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与红军朝夕相处后他对红军的认识大为改观。红军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使勃沙特大为折服，他以其亲身经历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时说， “对于‘红军’，许多西方报纸把他们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这些人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20]。

在长征中，红军通过多种宣传方式，把党的方针政策、部队的严格纪律、平等待人的态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带给了沿途的广大百姓。长征 “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13]。但是，我们不能将之全部归因于宣传工作本身。事实上，长征时期红军途经之地多是其影响尚未波及的 “飞地” ，这里由于民众的认知局限，或是国民党的污蔑之词，加上百姓对红军陌生不了解，使得红军的宣传内容最开始对群众而言略显 “拔高” ，在人民群众与红军之间形成心理距离。不过，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战士在艰苦的长征行军中依然保持着严格的纪律，优良的作风，昂扬的精神面貌，不屈的意志力与精神，这些都深深感染了长征沿途的群众，他们对红军的第一印象正是通过宣传之外的观察和了解而得来。红军自身的行为、精神和作风很好地起到了辅助宣传的效果。若没有这些方面的配合，宣传的效应将会大打折扣。红军的精气神，特别是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让沿途民众真切感受到新思想、新主义的力量。总之，长征中红军宣传工作之所以成效显著，除了宣传工作本身做得好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红军自身优良作风、精神意志与行为风范的濡染，这也是红军长征在宣传工作中获取实效的最核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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