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飞扬，向继友

（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2.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9）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多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标志着人类步入了 “全球气候治理时代” 。自此，全球气候治理愈发受到学者的重视，逐渐成为气象学、经济学、国际法、国际关系等学科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深化了国内学界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通过梳理文献，笔者发现：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相关国际协定的内容、全球气候治理的实际动态与中国的减排义务等相对具体的主题。而对于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现状、路径等主题，学界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基于此，为整体把握当前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现状，本研究将利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ite space（引文空间）构建 “知识图谱” 来实现文献可视化，力求从多维度来展现当前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现状，进而归纳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径，并据此进行反思与展望。

Cite space是一款绘制 “知识图谱” 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根据导入文献的关键词信息，绘制出体现文献关键词节点及其共现连线的网络图式，以反映出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1]。知识图谱因兼具整体性与直观性，而倍受学者青睐。2021年1月14日，笔者以 “全球气候治理” 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数据库进行搜索，将文献类型设定为 “学术期刊” 与 “学位论文” 。经过筛选，共获得文献702篇。以refworks格式导入Cite space软件（5.7.R3版本）中，经过文件转码与去重，共得到有效文献692篇。

本研究选取文献数量年际变化、核心作者、重要发文机构与关键词知识图谱4项指标来展示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

（一）文献数量年际变化

由图1可知，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的文献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这表明全球气候治理逐渐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具体而言，根据文献数量变化情况，笔者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期（2009年之前），此阶段各年份的文献数量均为个位数，文献总量仅为20篇（占比约为2.89%）。第二阶段为积累期（2009年—2014年），此阶段文献总量为168篇（占比约为24.28%），各年份文献数量均处于20～40篇之间，相较前一阶段有小幅攀升。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期（2015年—），此阶段文献总量为504篇 （占比约为72.83%）。其中，文献数量在2015年—2017年之间增长速度最快，并在2017年达到峰值（109篇）。

图1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文献数量年际变化

（二）核心作者与重要发文机构分析

核心作者和重要发文机构分析是根据作者与机构的发文量来挖掘其学术活跃程度的过程。这种分析能清晰地展示不同作者与机构的发文数量，方便我们判断不同作者与机构的学术生产力及其合作关系。将文献数据导入Cite space中，将Node types设置为author，选择 “最小突树法” ，分析运行后点击visualize，可以得到关于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作者的发文量与合作情况的知识图谱（见图2）。由图2可知，在该研究领域中，发文量较多的学者主要有清华大学的何建坤（22篇）、复旦大学的薄燕（18篇）、济南大学的李慧明(16篇)，他们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概念、主体、发展脉络、国际协议与气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图2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核心作者分布及合作情况

将Node types设置为Institution，分析运行后点击visualize，可以得到关于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机构的发文量与合作情况的知识图谱（见图3）。由图3可知，各高校国际关系学院与各级社科院所是从事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中坚力量。经过对比分析可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发文量最多，达27篇；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次之，发文16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14篇文献位列第三位。此外，其他发文量较多的单位依次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10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9篇）等。可见，重要发文机构与核心作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

通过节点与连线的特征表达知识信息及其结构，是Cite space的一大亮点。知识图谱中节点间的连线体现的是共现关系。当变量为作者、机构时，这种共现则代表的是合作关系。由图2和图3可知，就作者合作情况而言，其节点连线较少，这表明核心作者间的研究独立性较强，彼此间合作较少；
就发文机构合作情况而言，不少存在共现关系的二级机构属于同一个一级机构，且不少学者拥有学术兼职，发表文献时同时标注两个二级机构。因此，不同一级机构及其二级机构间的合作成果较少。同时，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平台比较缺乏，彼此研究的互补性有待加强。故加强不同学者、机构间的交流合作，提高研究的互补性应是未来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发展的一个方向。

图3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重要发文机构分布及合作情况

（三）高被引文献分析与关键词知识图谱

关键词作为论文的核心凝练与主旨表达，是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指标。通过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其共现情况，我们可以获取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转换，并归纳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径。将Node types设置为keyword，选择 “最小突树法” ，分析运行后点击visualize，可以得到关于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知识图谱。为突出高频词汇，笔者在不改变图谱结构的情况下，将相关阈值进行了调整。结合图4所显示的关键词，得出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有：全球气候治理（335次）、全球气候变化（191次）、巴黎协定（142次）、全球治理（102 次）、中国（46 次）、欧盟（38 次）、应对气候变化（37 次）、人类命运共同体（33 次）、气候谈判（31次）、联合国（18次）等。除此之外，国家自主贡献、气候外交、《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政府、美国、气候政策、低碳经济、国际合作、巴黎气候大会以及低碳发展等词组也是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总体而言，该图谱中节点共现关系明显，相关性较强，显示了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

图4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关键词知识图谱

将692篇文献导入Cite space中，将Node Type设置为Term，分析运行后点击visualize，选择以 “Timezone” 模式呈现图谱，可得到国内全球气候研究的主题时区图（见图5）。主题时区图能更加全面地展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知识周期与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

（一）研究主题日渐丰富：多学科协同研究驱动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科学发展

结合图5，根据不同主题词的出现时间，结合前文提出的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发展阶段，将其整体划分为三个时段。在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萌芽期，主题词数量相对较少，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治理、环境治理、国际机制、国际环境机制等是学界主要关注的主题。在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积累期，随着文献数量的增长，更多的研究主题开始出现，如气候谈判、全球气候政治、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减排责任、全球公共产品等。随着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各年份文献数量迅速增加，各类新主题词随之出现，如巴黎气候大会、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赤道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国方案等。新主题词的层出不穷也标志着国内该领域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同时，多学科协同研究也推动着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科学发展。笔者发现，除地理科学学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统计学、政治学学者加入到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队伍当中来，并从多学科角度来解读全球气候治理。例如：王飞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困境与突破[2]。李昕蕾等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在气候治理中作用的阶段性变化，并为中国与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互动提供了建议[3]。刘芬芬立足国际法的角度，剖析了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中的身份困境，并提出了相关改进路径[4]。此外，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曹飞翠等结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知识，分析了特朗普能源新政策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并阐释了其对推动中美能源合作对策的思考[5]。这些研究深化了学界对该领域的认识，也推动着该领域的科学发展。

图5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高频主题时区分布图

（二）研究视角逐渐聚焦：用中国话语推动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视角主要有全球视角、比较视角、域外视角与中国视角，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视角，即将全球气候治理嵌入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各层次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效能评价。第二，比较视角，则是通过考察不同行为体某一方面的政策特征与行为特点，进而挖掘彼此间的共性与个性。例如：薄燕等以国际气候谈判的京都进程为讨论时域，分析了中国与欧盟在该讨论时域的角色差异，认为后京都时代中欧双方的互动将更加频繁[6]。同样地，曹慧比较了中欧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内的观念与行动，总结了两者在该领域存在的分歧与未来合作前景[7]。李慧明则聚焦近两年来欧盟与美国的政策新政，讨论了欧美气候新政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与限度[8]。第三，域外视角则是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角度出发，分析某一国在一段时期内的气候政策及其影响，这也是大量国际关系学者采用的研究视角。例如，谢来辉从国内外、政治经济等角度分析了加拿大从全球气候治理的 “领导者” 转变为 “拖后腿者” 的原因[9]。张永香等认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的是波动性影响，并不会逆转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方向[10]。李强等通过分析卢旺达的绿色发展路径，总结了该国的绿色发展经验[11]。第四，随着中国气候外交的深入发展，中国视角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中国视角既是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用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等生态文明哲学实现理念创新的研究过程[12]，又是以中国外交为实践场域，用 “一带一路” 倡议、 “南南合作” 等合作框架，实现平台创新、模式创新的大胆尝试。理念上，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点，以此来论证气候治理的必要性，进而为全球气候治理合作赋能。行动上， “一带一路” 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协同发展也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主题。换言之，学者愈发重视中国气候外交的政策进展、平台建构与效果评价。具体而言，董亮认为，全球气候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具有强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有助于中国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当中[13]。赵斌等以议题联系为视角，考察了南南合作过程中群体成员的合作特点与不足，认为中国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向 “实质型” 联系模式跨越[14]。

（三）研究对象走向多元：建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城市协同治理的立体治理体系

主权国家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关键部分。正如葛汉文所言：
“主权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创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5]所以，在该研究领域早期，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主权国家的对外行为与政策调整。由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中存在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与治理能力状况，主权国家被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类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能力与地位均存在差异。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城市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也参与到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之中，并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例如，吴志成等讨论了联合国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系，指出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组织基础、共识达成、文件订立与机制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6]。沈玲玲介绍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类别、发展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阐释了非政府组织已经发挥的作用与当前面对的困境[17]。周逸江以UNFCCC秘书处为例，探讨了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指出 “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18]同时，城市作为主权国家的构成单元（次国家行为体），既是全球气候变化的 “受害者” ，又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 “具有治理能力的‘全球城市’需要介入到全球气候治理中,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进行补充” 。[19]大量的 “全球城市” 在气候治理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跨国城市网络，这种网络型治理模式 “具有高公共性、低授权性与高包容性的特点，兼具政府间主义与跨国家主义的优势，为全球气候治理增加了机会”[20]，为公众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提供了相关渠道[21]。此外，诸如G20等其它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也逐渐开始关注气候议题，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复合体系的形成。

（四）价值取向实现升华：逐渐强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气候变化是涉及全人类生存和发展利益的公益问题，所以应对气候变化不应囿于国家利益与 “零和” 博弈思维，而应更加推崇全人类的整体思维。这种诉求也标志着一种价值取向的转变：即从以主权国家利益为首的国家主义转变为以全人类利益为首的全球主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放弃所关切国家的利益。相反，在学者蔡拓看来：
“多元行为体参与的治理进程当然要维护国家合理正当的权益，但其更本质的追求是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意愿与整体权利，这是全球主义价值的重要体现。”[22]同时，这种转变与中国对于气候问题的认知是协同发展的。近年来，中国逐渐将气候问题视为影响人民生存、民族与国家发展乃至全人类命运走向的核心要素，并据此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治理理念，承诺在推动国内环境治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兑现中国减排诺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人类的视角出发,描绘了中国有关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景,它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相契合,也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23]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创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相结合，这既是社会科学应用性的一大体现，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研究逐渐走向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笔者以为，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中的领导力，就是要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观念指引，发挥 “一带一路” 倡议的理念优势、制度优势，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发展贡献 “中国智慧” 和 “中国方案” 。

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成熟的理论体系、单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稳定性的欠缺阻碍着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试图对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

第一，继续深化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气候治理理论体系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 “碎片化” 导致了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 “碎片化” ，进而影响到该研究领域核心理论体系的构建。换言之，随着研究主题的日渐丰富，该领域的理论研究逐渐泛化。同时，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应用性愈发明显。对比而言，理论研究就显得相对不足，学界对某些核心问题的讨论与探索就显得相对不够，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争议。学者们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价值取向、模式转换路径、发展理路、治理能力与效率评价等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在注重发展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如何做到不忽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并推动某些核心问题的讨论，应是学界未来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二，加快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对话进度，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研究方法显得比较单一。事实上，研究方法的多元运用也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通过阅读文献，笔者观察到国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以获得更加全面的结论。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成果较少，鲜有将两种方法予以结合的成果。尽管交叉学科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但目前相关成果数量并不多。因此，国内学者应借鉴国外学界的先进经验和丰富的研究方法，同时结合自身研究优势针对某些具体问题，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做出一些高质量的个案研究，以便能为全球气候治理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第三，重视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稳定性。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稳定性不足也是制约该研究领域深入发展的主要因素。笔者发现，各年度发文量具有一定的波动性，近五年来的新主题词数量也相对有所减少。此外，问题导向下的研究应用性也使得学界对于某些理论核心问题探索相对停滞。因此，学界既应保持对热点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又应保持对基础理论问题的持续讨论，以实现该研究领域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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