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秀，周 配，朱倚萱，龚玉兰，贺艳华,c

（1.湖南师范大学 a.地理科学学院；
b.研究生院；
c.城乡转型过程与效应校级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
2.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沙 410014）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二者只有共同发展，才能相互支撑（刘彦随，2018；
李玉恒 等，2019）。一直以来，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实施，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8 年的17.92%增长到63.89%，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乡村资源要素流失，乡村发展薄弱（郑小玉 等，2018）。为此，党中央自2004—2020年连续17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中共“十九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探寻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发展之路，如何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可持续乡村建设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指标体系与评价、发展模式、时空分异特征、发展与转型路径等（Winther, 2017；
曹智 等，2019；
Zang et al., 2020；
林艺，2021；
Li et al., 2021；
李玲燕 等，2022；
吴丹丹 等，2022）。乡村可持续性评价是探寻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前提，目前主要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展开（李小朋 等，2017；
Gibbes et al., 2020; Zang et al., 2021；
陈妍等，2022）。部分研究显示，村庄空心化、主体老弱化、环境污损化等“乡村病”严重制约着中国乡村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刘彦随 等，2016；
郑小玉等，2018），并因地域条件和转型力量的差异，呈现鲜明的地域特征（杨忍 等，2015）。因此，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乡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基于其特有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产业发展基础等探索适应其区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分类实施（杨园园等，2019）。但目前直接从构建可持续乡村视角来分析乡村问题、提炼优化模式的研究并不多，对可持续乡村内涵与系统构成的理解也有待深化。

近年来，长沙市作为省会城市，乡村振兴工作一直走在湖南省前列，并取得显著成效。根据《长沙统计年鉴2021》（长沙市统计局 等，2021）和《湖南统计年鉴2021》（湖南省统计局 等，2021）的数据分析，2020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 221 925 万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 754.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8 169.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8，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得到明显改善。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乡村建设标准和品质不高、乡村地域特色不够明显、产业发展依然薄弱和同质化、产业带动农户增收效果不明显、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质量仍有待提高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为指导，详细阐释可持续乡村的内涵和系统构成，并以系统构成中农民生活空间的八大要素为依据，分析长沙市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与个性特征，以问题为导向，紧扣可持续乡村系统的三大核心要素农民生活、农村产业和农村环境，提出差异化的可持续乡村优化模式与实施路径。以期为长沙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1.1 可持续乡村内涵界定

“可持续性”一词最早于1972 年在英国出现，此后出现过多个不同的定义（Kidd, 1992）。直至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明确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能力的发展”（WCED, 1987），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Wu et al., 2013）。乡村是人生活的地方，没有人，乡村也将不复存在（王晓毅，2019）。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可持续是指乡村对人有持续的吸引力，能持续地留住人。这样的乡村需要具备以下特征：获得工作的机会；
能提供经济上可行的住宅和健康的居住环境；
有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设施；
能提供公平的医疗、教育、养老服务；
拥有和谐的邻里关系；
有足够韧性和吸引力，并与外部形成相对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贺艳华 等，2020；
Khomiuk et al., 2020）。此外，城市与乡村作为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存在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在此过程中提高乡村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力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乡村作为与城市相对的区域，具有区别于城市的乡村性（黄震方 等，2015），如乡土景观、农耕文化、朴素的农民、乡土产品等均是其表征（Cloke et al.,2006），正是这种乡村性吸引城市居民走进乡村，体验与城市截然不同的乡村生活，形成城市居民对乡村性的消费需求（杨军，2006），并使乡村的独特功能价值得以显现，如农产品生产功能、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农耕社会文化功能等（陈锡文，2021）。乡村可持续性强调乡村性的可持续，更强调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乡村功能的可持续，具体指乡村地区在维系自然环境支撑力的前提下，为乡村居民持续提供生计资本与生存空间，满足其基本需求，同时在保护乡村性的前提下，为乡村之外的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及其他生态、文化服务的能力（贺艳华 等，2020）。综上所述，可持续乡村是可以持续为本地乡村居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居住、出行、医疗、教育、养老、交往等服务，也能不断为周边居民提供健康的农产品、良好的生态产品和文旅体验的乡村系统。前者主要是内部需求，是可持续乡村建设的基础，后者主要是外部服务，是可持续乡村建设的支撑。

1.2 可持续乡村系统构成

可持续乡村是一个综合系统，涉及社会、经济、环境3 个维度（Gibbes et al., 2020），即可持续的农村产业、可持续的农村环境以及可持续的农民生活（贺艳华 等，2020）（图1）。可持续的农民生活是可持续乡村建设的主要落脚点，同时也是农村产业和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来源，需建立在8 个要素基础上，即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便捷高质的基础设施、稳定的就业创业条件、生态宜人的景观环境、有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公平高效的乡村治理、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以及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可持续的农村产业可以为可持续乡村生活和可持续农村环境提供物质保障，是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居民对乡村性的消费需求与乡村发展的多功能化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包括农产品需求、生态需求、文化需求等，乡村多功能化过程实质上是为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而发挥其在农产品生产、生态保护、农耕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种功能价值的过程（戴柳燕 等，2019）。可持续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农村产业与可持续农民生活的前提（贺艳华等，2014），同时也是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空间优化需要坚守的底线和原则。

图1 可持续乡村系统构成Fig.1 Composition of sustainable rural systems

2.2 数据来源及样点说明

采用统计分析、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长沙市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可量化调查与分析。主要数据来源包括：1）有关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如《湖南统计年鉴2021》《长沙统计年鉴2021》等。2）实地调研与农户问卷，主要对长沙市4个村进行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图2），其中白箬铺镇光明村属于旅游村，乔口镇盘龙岭村属于农业村，大围山镇楚东村属于传统村，金井镇蒲塘村属于特色不明显的一般村，共完成深度访谈问卷20 份，主要通过访谈了解样本村发展现状、问题以及农户认知与需求，访谈对象涉及村干部和普通村民（表1）。农户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在线发放，一共收回732 份问卷，其中根据家庭所在地址和户籍类型设置，筛选出长沙市范围内的乡村户籍问卷314 份，有效问卷272份，有效率为86.62%。问卷包括居住环境、生产就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景观生态、邻里文化、韧性安全、组织治理等内容。

表1 样本村访谈对象与访谈重点Table 1 Sample village interviewees and interview focus

图2 长沙市典型样本村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sample villages in Changsha

2.1 研究区概况

长沙市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是湖南省省会，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包括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和望城区6 个区，浏阳和宁乡2 个县级市以及长沙县，土地面积11 815.96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5.58%。2020年，长沙市常住人口数为1 006.08万，其中农村人口175.10万，城镇化率达到82.60%，受快速城镇化的影响，长沙市是湖南省甚至中部地区城乡相互作用强度最为剧烈和城乡矛盾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谭雪兰 等，2017），正处在城乡快速转型发展阶段，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因此，以长沙市的乡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可持续发展现状，提炼可持续乡村建设模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为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3.1 共性问题分析

3.1.1 本地就业机会少，外出务工比例较高 由于本地就业机会有限，加之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工资差异，使得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调查表明，66.50%的村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收入，21.30%的村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体经营收入，其中镇外就业占比达到72.9%，成为农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
76.76%的村民表示如果村里或附近乡村有发展机会，外出就业的劳动力愿意回村发展。由此可见，生计需求是导致乡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生产主体老弱化现象严重，农村耕作技术传承出现断层，并导致农村耕地荒废化、乡村产业劳动力与人才支撑不够等问题（龙花楼 等，2017）。数据显示，3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中，不会种地的占比达到73.5%，会种但不想种的占13.6%，会种且常年在家种地的仅占1.1%。

3.1.2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品质不高，乡村吸引力不明显 人居环境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福祉的重要因素，美丽整洁、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有利于提升乡村吸引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自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长沙市乡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善，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但建设品质依然不高，在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等方面还有待提升。调查显示，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95.6%，但32.4%的村民未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垃圾分类具体落实以及居民自身垃圾分类意识仍有待提升；
不经处理直接排放污水的农户家庭达到37.1%，这与农村居民点分散、人口少、地形复杂，难以实现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全覆盖有关。

3.1.3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偏低，村民生活满意度一般 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差距是影响村民生活满意度、导致乡村人口外流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村民对村庄不满意的原因中，医疗卫生水平低和收入水平低占比最高，缺乏休闲娱乐活动和就业机会少也占很大比重（图3）。在对教育教学、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满意度调查中，村民的回答集中在“一般”层面（图4）。公共服务设施滞后尤其是文化娱乐设施短缺导致村民的文化休闲活动较为单一，精神需求得不到多样化的满足，邻里聊天、看电视、手机上网、棋牌活动等成为多数村民的日常休闲活动（图5）。长期以来城市偏向的二元结构发展格局导致的乡村资源大量流失是产生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宁志中 等，2020）。

图3 对村庄不满意的原因Fig.3 Reasons fo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village

图4 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Fig.4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survey

图5 村民休闲活动方式调查Fig.5 Investigation on villagers " leisure activities

3.1.4 乡村留守主体老弱化，发展韧性不强 提高系统韧性是构建可持续乡村的重要方面。一个有韧性的农村社区有能力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并能在维持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情况下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Li et al., 2019）。乡村发展主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劳动技能、防灾知识、防骗意识等是影响乡村韧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村民身体健康状况和劳动技能水平对家庭能否具备可持续生计能力产

生直接影响。调查显示，52.2%的村民家庭有慢性病患者、大病患者或残疾患者；
62.5%的村民家庭没有掌握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仅占23.5%，这不仅不利于持续稳定就业，还会影响乡村建设的效率和水平。防灾知识和防骗意识体现村民应对灾害风险和外部不利因素的能力。尽管调查显示86.8%的村民对防灾知识有一定了解，但仍有22.8%的村民遭遇过网络诈骗，在降低村民对互联网信任度的同时，增加了农村电商发展的难度，不仅不利于村庄的数字化转型，也影响了乡村的持续稳定发展。

3.1.5 乡村自治水平不高，内生动力不足 乡村发展持续与否，取决于当地居民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意愿（Li et al., 2019），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是建设可持续乡村的关键。但目前看来，村民内生动力依然不足，主动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不高。调查显示，能经常关注并参与村庄事务的村民仅占24.3%，知道村里有合作社的村民仅有50.4%，其中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仅占47.45%。

3.2 个性特征分析

3.2.1 旅游型乡村的旅游吸引力不强 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城市，以满足城市居民回归田园、体验农家生活、观赏乡野风光等需求为出发点，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和充满野趣的乡村生活等乡村性特征是其得以发展的基础和最大的吸引力（涂文学 等，2017）。通过对长沙市光明村的实地走访与访谈发现，在该村的旅游业开发过程中，资本是主体，而农民生产和生活场景则趋于边缘化，村民多从事餐饮、停车场等行业，导致乡村旅游活动缺乏原真的乡村性。当被问及旅游业的影响时，本地村民表示“旅游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小”“不过，设停车场的那种还是有增加收入的”。此外，旅游业态不够丰富，难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旅游需求；
游客表示“都是小孩玩的，但是也对大人收费”“如果单是大人出行肯定不会过来的”；
旅游知名度不高，游客构成多是周边城市居民，旅游活动时间短，乡创中心的创客表示“游客都是当天往返，住宿很少”且“周一到周五游客少”。

3.2.2 农业型乡村的带农机制不足 目前，小农户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微观经营主体，乡村振兴的关键也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为此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小农户生产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包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叶敬忠，2018；
魏后凯，2019）。但在调研中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的带动作用仍然有限。如盘龙岭村现有带农机制仅限于农户土地入股—租金分红和向企业（大户）提供劳务—获取劳务报酬2种方式。但由于户均耕地面积仅0.25 hm²，且村内劳务机会有限，长期工仅需30余人，用工量最大时也仅需80余人。因此，尽管村级层面已经实现产业转型，产业效益也得到提升，但大部分农户未能从中受益。

3.2.3 传统型乡村的文化保护功能衰退 乡村传统风貌与传统文化是乡村有别于城市的灵魂所在，是乡村性的标志之一。但调查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地区尤其是传统村落的历史文脉、文化个性等逐渐消失，一些代表地域特色的民俗、节庆活动等也随着乡村人口流失而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祠堂、戏台等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因缺少维护及管理逐渐衰败。以长沙市传统村落楚东村为例，由于早期传统建筑保护与周边风貌管控不到位，除已经集中改造过的河西街沿河传统建筑外，其他片区的建筑风格相对凌乱或以现代楼房建筑为主，传统村落的韵味不复存在；
在传统文化方面，楚东村原本拥有丰富的客家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开发过程中缺少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保护以及传承，以至于本村村民对其了解甚少，问到村庄特有的民风民俗时，村民的回答基本是“没有”或“不了解”，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

3.2.4 一般型乡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支撑，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赵毅 等，2018）。产业兴旺，农民才能增收，村集体才会强大，农村才能稳定有活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但目前长沙市仍然有一些村庄，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地域特色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村庄产业发展缓慢。以长沙市蒲塘村为例，由于乡村风貌特色不突出，村内文化资源特色也不明显，并且缺乏特色农产品，导致产业发展滞后。尽管脱贫攻坚期在政府帮扶下发展了茶叶、黄桃、锥栗、五黑鸡等脱贫产业，但目前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规模小，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收益低，多数村民仍以外出务工为主，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流失导致村庄空心化严重，经济活力不足。

基于长沙市可持续乡村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旅游型、农业型、传统型和一般型乡村，提出4种适宜的可持续乡村建设模式，即生态休闲旅游模式、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特色保护模式和融合发展模式。

4.1 生态休闲旅游模式

4.1.1 模式内涵及建设机制 生态休闲旅游模式是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出发点，依托乡村田园风光、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等乡村性特征，结合生态化、低碳化和乡土化的发展理念，设计休闲、娱乐、度假、体验、教育等多样化的乡村旅游活动，持续提升乡村生态旅游吸引力，实现产业持续发展、农户持续增收、生态环境持续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图6）。该模式适用于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配套服务相对完善，具有一定旅游资源基础但旅游发展特色不明显，旅游利益分配不均的乡村，长沙市光明村就属于该类型。该模式一方面通过“企业+合作社+旅游协会+农户”的组织形式，发动农户深度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进一步优化旅游产业参与主体结构，推动乡村旅游系统各参与主体实现共赢；
另一方面，在加入农户生产生活元素的基础上，通过旅游设施与景点的更新改造提质，进一步强化乡村旅游活动的地域特征与乡土特色，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

图6 光明村的生态休闲旅游模式Fig.6 Ecological leisure tourism mode of Guangming Village

4.1.2 主要建设路径 1）提升乡土特色，增强乡村旅游吸引力。基于乡村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充满野趣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对乡村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进行提炼与挖掘，从山水田林湖草居系统出发，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生态旅游项目，并利用文化力量赋能品牌升级；
鼓励村民参与，还原乡村生活场景，提高乡村旅游资源的乡土性特征。

2）优化运营模式，实现利益共享。分别考虑旅游者、当地居民、旅游开发企业、旅游地社会团体需求，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共赢；
发挥合作社和旅游协会在村庄资源整合方面的纽带作用和对农户的带动作用，通过入股分红、利润返还、就业带动、服务带动等方式，使农户逐步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让农户享受到乡村旅游发展成果，提高农户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从而推动旅游地社会经济和谐良性发展。

4.2 高效生态农业模式

4.2.1 模式内涵及建设机制 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是基于本地农业资源基础，利用生态化、智慧化技术，促进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与小农户生产有机结合，打造生产、加工、销售与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一体化的生态农业模式，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与农业生态景观功能，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图7）。该模式适用于生态环境良好、污染少，有一定农业发展基础但农户增收效益不明显的乡村，如长沙市盘龙岭村。面对该类村庄，可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与“企业+大户+农户”等组织形式，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纽带，发挥其对小农户在数字化、生态化技术使用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魏后凯 等，2019），实现农业的高效、生态、优质生产，发挥农业的多元价值与功能，带动农户增收。

图7 盘龙岭村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Fig.7 Efficien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odel of Panlongling Village

4.2.2 主要建设路径 1）应用生态农业技术。大力推广农药、农膜、化肥减量化技术以及农业生产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技术，开展清洁生产技术培训，提高农户的生态环保意识与能力，并将农业补贴与生态生产行为挂钩，促使农业生产向生态化生产转型。

2）建设生态农业产业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特有生态农产品为资源禀赋，打造有机绿色农产品品牌，建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利用“订单模式”“农产品电商平台销售模式”以及公益助农活动等拓展农产品营销路径，帮助农户增收；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户提供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降低小农户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王乐君 等，2019）。

3）应用智慧农业技术。将云计算、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与现代生物技术、种养殖技术相结合，建立水肥药精准施用、精准种植、农机智能作业与监控系统，提升生态农业的数字化水平（袁延文，2021）；
通过大专院校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政府组织的智慧农业相关技能培训等渠道，培养具备数字化素养、掌握智慧农业相关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研发适合农民操作的信息终端设备（侯秀芳等，2017）。

4）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在技术、用地、项目、税收、贷款等方面向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倾斜，为其创造宽松的生产环境和良好的经营氛围；
同时注重其对小农户的实际带动情况，以是否与农户建立利润返还、股金分红等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作为申请财政支持小农生产资金补贴的必备条件（魏后凯 等，2019）。

4.3 特色保护模式

4.3.1 模式内涵及建设机制 特色保护模式是以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等乡村性为重点，依托乡村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结合乡村田园风光、农事体验活动和生态环境等乡村特有资源，适度发展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最终实现保护与开发相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图8）。该模式适用于自然生态环境优美、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功能有所衰退的乡村，传统村落楚东村属于该类型。对于该类型村庄，可通过“文旅企业+合作社+农户”和“文旅企业+遗产保护协会+农户”等组织形式，发挥遗产保护协会对乡村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与合作社在农业发展方面对农户的示范带动作用，将传统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入文旅产业的发展中，以文兴旅，以旅带农，实现保护和开发协调发展，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传统村落的农产品生产功能与文化功能。

图8 楚东村的特色保护模式Fig.8 The 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mode of Chudong Village

4.3.2 主要建设路径 1）保护传统生活空间，增强旅游体验感。原住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日常的生产生活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土壤。因此，打造传统宜居生活空间，维持乡土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发展体验式的乡村旅游，减少大型旅游活动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让村民在现代生活中融入传统的文化内涵，对于持续提升传统村落的旅游吸引力至关重要（刘军民 等，2017）。

2）打造传统村落风貌。紧扣当地乡村景观的自然特点，如河流水系、农田、村落、地形地貌等，在保护村落格局与肌理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传统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活动等人文因素，营建山水田居景观，打造具有品味的乡村公共空间，如休闲空间、阅读空间、商业空间等，为村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活动场所。

3）挖掘多元价值，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是传统村落发展的主线，是其全部生产生活的基础。除了文化价值外，传统村落天然地具备农耕生产价值和田园生态价值，共同构成传统村落独特的吸引力。因此，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结合小众的文化体验式乡村旅游，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是适合传统村落的发展方式。

4.4 融合发展模式

4.4.1 模式内涵及建设机制 融合发展模式是在优化配置自身资源要素的基础上，依托城市及周边村镇资源，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实现村镇联动发展，促进农产品生产、生态保育、社会稳定等多种功能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的综合发展模式（图9）。该模式适合于周边村镇发展好、生态环境优美、自身具有一定资源基础但资源特色不明显的一般村，如长沙市蒲塘村。该类村庄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和周边村镇发挥带动作用，建立城乡互动机制，实现融合发展。一方面通过“合作社+农户”与“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盘活本村资源，培育可持续产业；
另一方面，通过“上级政府+乡镇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图9 蒲塘村的融合发展模式Fig.9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Putang Village

4.4.2 主要建设路径 1）村镇联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构建村内、村外2个发展环，通过内外环之间的连接实现城乡互动、村镇联动。外部由镇政府组织协调，一方面鼓励本镇村庄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资源整合形成合力，培育特色产业，打造镇域公共品牌；
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实现本镇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内部由村干部、乡村能人共同协作，成立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通过土地流转，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并带动村民参与，逐步壮大村庄产业，带动农户增收。

2）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建设美好家园。打造乡村生活圈，优化配置养老、医疗、购物、教育等设施，加强青年人休闲娱乐购物等方面的服务供给、老年人友好与儿童友好空间的营造，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品质，打造可持续的乡村生活空间，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距；
满足村民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需求，尤其是教育质量、医疗水平、养老服务以及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同时吸引外出就业人员回村发展。

1）本文界定了可持续乡村的内涵和系统构成，具体指可以持续为本地乡村居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居住、出行、医疗、教育、养老、交往等服务，也能不断为周边居民提供健康的农产品、良好的生态产品和文旅体验的乡村系统，包括可持续的农村产业、可持续的农村环境以及可持续的农民生活3个方面内容。

2）长沙市乡村可持续发展存在以下共性问题：本地就业机会少，外出务工比例较高；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品质不高，乡村吸引力不明显；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偏低，村民生活满意度一般；
乡村留守主体老弱化，发展韧性不强；
乡村自治水平不高，内生动力不足。在个性特征方面存在以下问题：旅游型乡村的旅游吸引力不强；
农业型乡村的带农机制不足；
传统型乡村的文化保护功能衰退；
一般型乡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3）针对长沙市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综合考虑各类型乡村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提出4种适宜长沙市的可持续乡村建设模式，即生态休闲旅游模式、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特色保护模式和融合发展模式。

4）针对不同模式的发展难点，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①生态休闲旅游模式需重点提升乡土特色，增强乡村旅游吸引力；
优化运营模式，实现利益共享。②高效生态农业模式需加强农业生态化管控，逐步实现农业生态化和无害化生产；
延伸生态农业产业链；
应用智慧农业技术；
实现小农户生产与规模化生产相结合。③特色保护模式需重点保护传统生活空间，增强旅游体验感；
打造传统村落风貌；
挖掘多元价值，推动产业融合发展。④融合发展模式需通过村镇联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建设美好家园。

本文系统梳理了可持续乡村的内涵与系统构成，并以系统构成中农民生活空间的八大要素为依据，对快速城市化地区长沙市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与个性特征进行深度剖析，以问题为导向，以可持续乡村系统的三大核心内容农民生活、农村产业和农村环境为目标，提出了差异化的可持续乡村优化模式与实施路径。本文可为解决同类乡村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产业发展滞后、带农机制不足、传统文化衰退等不可持续问题提供思路，为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但乡村系统是动态演化的，同一类型乡村在不同演化阶段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问题具有差异性，未来需对同一类型乡村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研究，结合特定乡村所处的发展阶段，分析其可持续转型的动力机制，探索因时制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路径。

致谢：感谢马恩朴老师和陈妍、王秋兰、常晨曦、温楚冰、刘燚、李秋泓、罗云、彭楚璇、严紫漪等同学在调研工作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于雪霞在校稿工作中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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