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媒体言论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的说明…小编为您整理了《全国两会（人大政协）精神感受5篇》，给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借鉴。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媒体言论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的说明
    ——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王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的说明。
    一、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确保“爱国者治港”，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回归以来，国家始终坚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同时必须看到，近几年来，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公然鼓吹“港独”等主张，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策划并实施所谓“预选”，妄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
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通过立法、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对我国有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制裁”，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这些行为和活动，严重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严重挑战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权威，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重破坏香港社会大局稳定，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并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香港社会出现的一些乱象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为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确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香港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及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贯穿着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原则，要求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都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2020年度述职报告时强调，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
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香港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必须切实贯彻和全面体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政治原则和标准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二、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基本思路和推进方式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从制度机制上全面贯彻、体现和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确保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为“爱国者治港”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二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国家牢牢掌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主导权，全面落实香港国安法，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利用香港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三是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轨道上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和相关机制，严格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本地法律组织有关选举活动，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四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民主选举制度，依法保障香港同胞广泛的、均衡的政治参与，依法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凝聚香港社会正能量。五是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健全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制度，维护行政主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支持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和治理体制机制顺畅、有效运行。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行总体制度设计，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实行的选举制度，是根据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解释和决定以及香港本地有关法律规定确定的。香港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有关修正案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主要是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同时，考虑到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本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提出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第一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明确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内容，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修订后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国家层面完成对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2021年2月27日至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和有关建议的报告》。会议同意国务院这个报告提出的关于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拟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决定草案的内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导语部分扼要说明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和法律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作出的相关决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作出新的宪制性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符合香港基本法，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将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有力保障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规定了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内容，同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研究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过程中，统筹考虑了作出本决定和下一步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有关问题，并已作出相应的工作安排。全国人大作出本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本决定会同有关方面及早启动相关修法程序，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经依法公布施行后，原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有关修正案同时废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路实现五个突破媒体言论

    2012年11月，刚刚当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十三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持和谐稳定，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
    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高度重视社会民生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民生事业不断发展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民生事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大局长期保持稳定。新时代社会建设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把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新时代社会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化和实体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社会建设以及怎样推进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了一条在发展中大国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路径，拓展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内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制度形式。
    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在思路上实现了几个重大突破：
    ——突出现实针对性。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也提出了多样化、更高层次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针对日益增长的多样化要求，必须坚持两个“不断”，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目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未来五到十年，能否通过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破解累积而成的结构性社会矛盾，将决定中国能否胜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能否为成功推进深层次改革、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特别需要着力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对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在收入方面，规划建议强调，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突出价值针对性。新时代社会建设不只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还要考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问题，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一系列要求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还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这一“宣言”，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总之，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国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
    ——突出规律性认识。新时代社会建设突出政社分开，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等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这是认识到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有着不同的规律，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巨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特别是提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新飞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社会治理强调社会化、专业化，强调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强调共建共享，反映了我们对社会建设、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这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上的要求，而是重大的认识上的突破。把握了规律才能做好工作，总书记不仅强调问题导向、强调原则立场，还特别强调规律。
    ——突出制度性保障。新时代社会建设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更显凸对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制度性保障。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人民幸福、社会安宁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体现主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以及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明确了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突出制度性保障，是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的根本性体现。
    ——突出科技性支撑。新时代社会建设立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科技支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定了我们在社会建设中要靠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以更低的成本，更优化的方式，达到更好的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改变甚至重塑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既推动了社会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也构建着实时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能力。“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继续推动“互联网+”社会服务创新发展，同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准确性、高效性。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很多智能化的新技术的应用，将来科技在社会建设领域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者：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张源

初心印记 |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并重媒体言论

    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
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规定了党和国家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架构，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符合国情的实现形式。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实现了对旧式民主的超越，体现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形态，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条政治发展道路正不正确，有没有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实践最有说服力。综观全世界，在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严重挫折，有的停滞不前、进退两难，有的踌躇纠结、左右摇摆，有的失误连连、社会动荡。苏联东欧剧变殷鉴不远，西亚北非动荡就在眼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积贫积弱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国家防控疫情软弱无力，漏洞百出，与政治制度设置不科学有直接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抗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所有这些，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强大政治保障，充分体现出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创造和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在增加和扩大我国政治发展优势上，新时代体现出的思路主要是：
    ——更加注重政治制度的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探索，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又得到不断丰富，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点和优势，体现了稳定与活力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从推进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能够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能够一以贯之进行长期规划，有利于发展的持久性、稳定性和战略性；
能够有效运用资本力量但又积极进行节制，不让资本逻辑在各领域占据主导，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更加注重协商民主的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运用好，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和基本路径。面向未来，发展好各项事业，巩固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更加注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进入新时代，要更加突出法治在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功能，切实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这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新概括，也是新时代对法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划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即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述全面拓宽了党的十八大确立的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任务，切实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统筹推进，明确了2035年基本将国家公权力行使、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权力行使等纳入法治化轨道的战略目标。
    ——更加注重建设良好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2014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告诫全党，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政治生态既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也是党员干部党性、觉悟、作风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是决定党的执政能力、国家建设能力和社会发展能力的软实力，是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内容的软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强调：“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围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总体上形成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政治生态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如何正确评判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呢？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了“八个能否”标准，涵盖领导更替规则、人民管理权利、利益诉求渠道、公民参与程度、国家决策程序、人才选拔体制、依法执政水准、权力监督效能等方面，涉及民主政治的关键问题。提出这“八个能否”标准，体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特征，破除了西方学术界对“民主”的话语霸权，体现了强烈的“四个自信”。“八个能否”标准是对国家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话语逻辑基础，明确了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作者：中央党校科研部研究员 黄相怀

    王一鸣：加强“需求侧管理”的重点和方向

    文 |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供给端发力，也要从需求端着手。注重需求侧管理，要把短期政策调节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在有效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着力打通堵点，畅通循环，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1.注重“需求侧管理”，把短期政策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注重需求侧管理，主要是针对制约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结构性问题，以体制机制建设和相关政策调节为主要途径，打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梗阻，有效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这里的需求侧管理，不再仅着眼于逆周期调节，以短期宏观政策为工具，调节需求总量，熨平经济周期，而是更加注重完善体制机制，更有效挖掘内需潜力，把潜在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激发出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从我国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看，主要是通过短期宏观政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提出扩大内需战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扭转投资快速下降势头，对冲外需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出口和工业生产大幅回落，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我国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新增4万亿元投资，并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同时采取家电下乡等举措以扩大消费需求。
    

    在这两次应对外部冲击的过程中，短期宏观政策对扩大内需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仅依靠短期政策调整，难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还会带来后期政策消化的压力。比如，通过短期政策促进产业投资，在遏制工业下滑的同时，也会增大后期产能过剩压力，鼓励汽车消费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刺激当期消费的同时，也会透支后期消费。更重要的，随着发展阶段和条件的变化，依靠财政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投资的边际效率会下降，还会增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潜在风险。可见，注重需求侧管理，既要重视短期政策调节的作用，更要重视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把短期政策调整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率先实现经济“V”型反弹。面对外部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的变化，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搞大水漫灌，在采取适度的规模性政策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从制度建设层面推动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因此，注重需求侧管理，要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基础上，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持续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2.“需求侧管理”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需求侧管理主要着眼于调节投资需求，通过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形成了比较行之有效的投资调控体系，但针对扩大消费需求的调控手段相对有限。随着我国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收窄。2015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60%左右，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65.9%和57.8%，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分别高24.4和26.6个百分点，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020年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但经济恢复仍不平衡，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消费恢复滞后于投资。2020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4.8%，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消费增速比投资增速低7.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既有疫情冲击因素，也有多重深层次原因。
    

    首先，疫情抑制消费倾向和未来预期。受疫情冲击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影响，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0.6%，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下降6.6%。在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加近10万亿元，明显高于过去3年前三季度新增存款平均6.2万亿元的水平。究其原因，除了服务消费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性储蓄增加外，主要是预防性储蓄增加的结果。
    

    其次，居民负债水平上升挤出消费。近年来，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2020年上半年，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7%，居民部门负债水平继续上升。居民部门负债水平上升，往往伴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回落，对最终消费会形成挤出效应。
    

    消费恢复滞后，最终将传导到生产和投资，影响经济稳定复苏。消费恢复滞后于生产恢复，库存就会增加，企业营收也会受到影响。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投资仍受到制造业和民间投资恢复偏慢制约的情况下，推动经济稳定复苏，应更加注重扩大消费。
    

    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呈现一系列新趋势，正在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一是商品消费高端化。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对产品质量、品质、品牌的需求日益提升，时尚、品质、节能、智能等升级类产品受到市场欢迎。二是消费结构服务化。实物消费占主导的消费结构日益转向服务消费占主导的消费结构。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5.9%。通信服务、大众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消费新热点。三是消费方式网络化。随着移动支付普及率快速提升，网络零售全方位融入居民生活，网络消费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前11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5.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5%。四是消费群体年轻化。我国“90后”“00后”新一代消费群体，成长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不同于上一代，相较于价格，他们更看重质量和性价比，追求时尚和品牌，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成为催生新型消费的主力军。五是城乡市场融合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覆盖范围扩大，特别是国家对农村地区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网上零售持续向农村下沉延伸，改善了农村的消费环境。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更加有效连接起来，优质农产品通过网上销售进入城市千家万户，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扩大消费，要适应消费变革和结构升级的新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持续增强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3.“需求侧管理”要着力打通堵点和畅通循环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着力点。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约为6万亿美元，接近美国6.2万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加强需求侧管理，重在采取有效措施，打通堵点，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加快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
    

    第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消费有强大支撑作用。必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其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
    

    第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2.9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2亿城镇就业总人口的近70%，但农民工进城落户仍面临不少门槛。有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为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第五，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长租房政策，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严控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第六，鼓励发展新型消费。加快培育网上零售、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顺应新型消费发展趋势，加快出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领域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
    

    第七，鼓励扩大有效投资。继续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设备更新。解决社会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着力提高投资效率，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韩永文：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文 | 韩永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特别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抉择。落实好这个重大战略抉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重要的体制基础和保障条件，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努力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
    

    推进体制改革，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培育形成自动调节促进国内经济循环顺畅的内在机制，是形成和保障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在各个环节上有机衔接、有序畅通、高效运行的必然要求。畅通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通阻碍国内经济顺畅发展的堵点，提升供给体系与国内需求体系的适配性。至关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健全要素资源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畅通要素资源市场流动的体制机制。为此，要继续深化推进针对性更强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消除“条条块块”间各种阻隔资源流动、分割要素有效配置与市场化流动的樊篱，坚决化解阻碍我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各种阻力和障碍。
    

    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市场配置资源从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日益深化。1978年，我国92%的农产品、100%的生产资料、97%的日用商品价格由政府价定，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由市场形成。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1978年全国个体经营者只有14万人，截至2020年3月，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25亿户，其中企业3905万户，个体工商户8353万户。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98万亿元，增长11.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6%。
    

    但也必须看到，在现行行政区划下，以及行政主导经济发展力量仍然很强的机制下，地方本位主义及其各自追求加快发展的动因，地区间利用行政性要素比拼竞争，导致市场资源流动不畅、资源配置分散、生产力布局同构和碎片化的情况依然存在。由于行政区划和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力量大于区域间资源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力量，切割、分化、抵消市场机制运行效率的情况还不少，导致相邻省份之间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城市群内部相近城市的产业结构相似度也很高，而主导产业优势与特色不明显，同时一些隐性的市场樊篱还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些都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循环。这就需要各地在未来发展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坚持系统观念，更多地将一域一地的发展置于全国发展“一盘棋”中来权衡；
自觉地将本地区的发展置于贯彻落实国家已经形成的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来平衡；
理性、客观地将自身的发展置于周边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国土空间布局的现实条件下，在客观分析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来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谋划。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决不能再走割裂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组织要素流动和自我循环发展的路子。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效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举措，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的要求。
    

    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
    

    目前，行政区域间生产力布局同质化，特别是要素资源配置浪费和竞争无序，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在生产领域仍存在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虽然去产能改革在消除落后和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有效解决，长期累积起来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而且新的、动态性的供给需求结构性矛盾还在不断出现。市场盲目冲动、行政力量盲目支持，助长无效资源配置和低端制造盲目发展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本该淘汰的低端、落后产能在区域间转移、交易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放松，更加重视和解决供给结构不平衡、长短板不均衡，特别是解决好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供给能力薄弱、技术供给不足、关键技术缺失的矛盾。更多地用市场、法律手段推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和理性竞争，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市场动态平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尤其是放在发展制造业上。近年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9年我国制造业的比重为27.2%，比2012年的31.4%减少了4.2个百分点。推进传统产业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创新升级，是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应该看到，在未来的发展中，传统产业依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其进入全盛时期，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产业，国计民生、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大量的传统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产品。
    

    不过，传统产业必须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脚步，运用新兴生产技术进行改造升级，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以适应社会进步、满足人们现代化生活变化的发展需要。既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高度重视推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引导、鼓励、支持传统企业利用现代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政府要研究制定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又有利于引导、促进企业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改造投资，激励、推动传统企业创新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创新驱动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并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这是对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以创新推动发展、以科技创新破解困扰实体经济发展的短板制约，特别是有效化解制约内循环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等突出矛盾，突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位置与作用的战略认知与实践认知的提升。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需要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种机制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效力，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比如，在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原始创新方面，可以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协调推进规划实施，集中国家资金投入，由科技部门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机构，围绕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国际研究发展动向、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统筹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组织开展系统性、跨学科研究；
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以及推进成果转化应用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整合发挥科技、工业、发展改革、财税部门和工程院的力量，统筹规划落地实施、协调支持步调与步骤、整合集中财力投入、组合优化政策体系，更多地采用国家招投标的方式，支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并联合科研力量较强的企业组成科研攻关联盟，实施系统性研发攻关，并在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上形成鼓励支撑政策；
在培育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则应更多地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引导、支持企业自觉推进技术创新，培养技术革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市场的力量锻造、培养一批像华为那样有创新意识、有较高创新研发投入、有较强研发人才队伍的市场主体。激发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保护知识产权极为重要。要以政府为主体，以法律保护为手段，坚决打击各种侵权违法行为；
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体、行业协会积极参与、企业协同配合，有效发挥社会监督的共同治理体系。
    

    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去”与“引进来”有机衔接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经济封闭运行，而是要通过发挥内需动力，吸引外部要素资源自发地、更多地流入，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加联通、相互依存。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系统完备的配套能力，目前拥有41个工业大类，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增长空间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优秀企业、资本技术要素汇聚。我们要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高、经济韧性强的比较优势，以更优的市场营商环境、更稳定的开放政策和更有活力的制度安排，利用国际要素助力、促进我国技术、产品、市场、产业创新。既要大力提高我国商品与服务走进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出口商品与服务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向国际市场产业链供应链中高端延伸，又要大力提升动态化地适配国内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
    

    要研究通过采取一些有效且被国际市场接受的开放合作方式，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研究型大学冲破封锁樊篱，积极参与世界基础科学研究，为创新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支持，也为全球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从畅通和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入手，根据制约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中一些关键材料、零部件、技术等短板和重要“卡脖子”环节，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研究可行的方式和途径，积极开拓与国外科技研究机构、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的渠道，有针对性地进行自贸区政策试验，吸引外国企业设立生产基地、合作研发基地。进一步提高“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有机衔接能力，加强与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清洁生产、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为题材，加大与国际机构、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推进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生态和环境保护发展，以我国承诺的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抓手，积极探索开展与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