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
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新华社日前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综上所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据此，我们要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
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由此，对于由政府控制导致的贫富分化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1、权力参与分配。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
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从而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很容易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类似行政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则难以实行的状况。处于劣势的群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却无能为力。

2、政府行为不规范。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定位不清，导致政府行为惯性运作，因而“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突出，政府行为亟待规范。现实中的政府行为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痕迹，整个经济活动，多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随意干预企业的现象随处可见。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行政上的集权式机制。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自发性本应由党和政府进行积极调控和校正，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又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原行政集权式的管理机制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高度集权的机制下，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较大的审批干预权 ,而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又不到位，行使权的程序又不规范。由于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行政集权管理的机制还有相当的权威，少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使本来就不健全的收入分配法则更加混乱，致使政府威信下降、企业失信、民众道德滑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并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兹生蔓延。

3、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
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
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
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不够。

4、政治腐败严重。

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够,致使黑色富有阶层发展过快。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反腐败斗争,而这期间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估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外逃资本大约在1520亿美元上下,其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一定比重 。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腐败分子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的财富越多,靠诚实劳动的普通老百姓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少,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拉大。如果我们反腐败斗争非常有力,有效防止腐败分子鲸吞巨额财富,而将保护下来的财富用于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我国的贫富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近些年来权力经济、违法经济、犯罪经济的猖獗所致。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
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整对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存在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它应包括这样几点：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之策。各级政府应认真理清行政行为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树立服务观念，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的思想转变，压缩和净化管理队伍，打击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
减少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
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
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烧杀抢掠、借封建迷信敛取钱财等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其次加快实施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积极推进经济二元结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步消灭工农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问的本质差距。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政策应适当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扶持和搞活地方经济，减少收入的不平衡。

2、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 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 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