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鸣瀚，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提出的崭新命题，是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中国的新使命新任务。强国之路，教育先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整体事业的时代语境中书写展开，具有深刻的历史基奠与现实意义。要想走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这条新道路，必须理解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梳理和把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经验，不断推动中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教育是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系统工程，要想深入理解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内涵，首先必须着眼宏观的历史背景，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的爆发使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也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欧洲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等一整套制度逐渐成为了西方现代社会共同的文明基础[2]，这种西方社会所推崇的“现代性”沿着全球化的进程脉络不断影响着其他非西方国家。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开始萌芽，其要义就是向西方学习，如洋务运动之“变器”、戊戌维新之“改制”等。但是，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一系列模仿借鉴都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表明，西方式现代化的理念内核与制度模式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通过七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新道路超越了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一元论、单线论发展逻辑，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最准确的诠释。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基础与核心保障。在时空属性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既指向过去，代表中国在不同条件背景下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教育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过程；
又指向现在，代表中国对过往已有教育建设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升华的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
更指向未来，代表中国为更好应对世界变局而主动做出的战略抉择。换言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所探寻的也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且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新道路。

在本质特征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存在根本上的区别：第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现代化，具有坚定的事业核心与强大的政治优势，这亦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人民选择的共同结果。第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现代化，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以及党和人民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实践逻辑，是三者辩证统一的创新产物。第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的教育现代化，始终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价值旨归。第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公平均衡、高效优质的教育现代化，旨在构建一个制度体系更加先进、结构体系更加合理、育人体系更富质量、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的现代化教育体系。第五，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开放包容、自信自觉的教育现代化，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不断提高中国教育水平，通过教育交流与合作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曾指出，即使已经探明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仍无法跳过或强行取消其自然发展的阶段过程[4]。这意味着人类的总体历史进程是不可超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存在某种永恒固定、长期有效的模式。同样，通往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也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始终是一个与时俱进、动态演变的“未完成的方案”，始终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调整的求善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国大地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教育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最根本的动力核心与活力源泉。

中国教育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带有自立自强、创新超越的深刻烙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在曲折迂回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前行，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新道路。

(一)在曲折探索中累积经验——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开始重点关注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5]。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尤其是要吸收和借鉴苏联教育发展的优秀经验[6]。在“以俄为师”的口号下，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发展模式，相继引入了一系列苏联的教育理论、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制度。此时，中国教育界普遍将“现代化”视为“苏联化”，强调教育要积极回应工业、国防等国家发展建设的实践需要。客观而言，中国借鉴苏联模式的教育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机械死板、急于求成、适应困难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教育的质量提升和长远发展。

1956年党的八大初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教育也从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7]。195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工作方针[8]。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放弃苏联模式，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60年代以后，党中央先后出台了《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等规范学校课程、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的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各阶段教育的目标任务，逐步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事业从学习苏联转向自主建设，有效推动了我国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学技术等的现代化发展，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才。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建国初期全国5.4亿人口中约有80%不识字，只有3000多万名小学在校生，100多万名中学在校生和10多万名大学在校生[9]。截至1977年年底，中国文盲率已下降至53%，全国共有1.46亿名小学在校生，6778万名普通中学在校生和62万名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10]。然而，中国在自主发展教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偏离实际、急躁冒进等问题，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一度出现了短暂的中断甚至倒退。

(二)在改革开放中加速变革——1978—1999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引发了中国教育界对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讨论破除了狭隘的教育“工具论”和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片面观点，明确了“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这一基本论断，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加速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1]。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会议提出将发展教育作为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重要保证，教育进一步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战略任务。1983年，邓小平在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上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同年，邓小平“三个面向”新思想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调。

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定位，并提出循序渐进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大力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改革措施[13]。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将教育现代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进行重点论述，提出“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14]。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强调要把科技和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5]，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国家意志与社会共识的形式得到进一步凸显。

中国教育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得到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优先事项。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空前加大，教育法律框架初步成形，基本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青壮年扫盲以及全国高校调整重组工作，成功建立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截至1999年年底，中国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4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0.55%，全国共有专任教师1178.6万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2287.2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84%[16]。

(三)在与时俱进中走向纵深——2000—2011年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教育现代化建设事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7]。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决策[18]。与此同时，中国相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进行修订完善，在新世纪的前十年间基本完成了教育体系建构与教育普及发展的双重任务，更好地满足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受教育需求。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发展目标[19]。该教育规划纲要不仅针对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做出了整体部署，指明了中国未来十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方向；
还阐明了中国对教育现代化基本特征的认识与诠释，勾勒出更高水平、惠及全民、丰富优质、体系完备、充满活力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美好愿景。

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62.3%，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全国共有专任教师1442.3万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1.86万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93%[20]。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总结提炼过往的教育建设经验，并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构思和设计未来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朝着战略纵深方向稳步前进。

(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凝练升华——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相继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中对统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等做出多方位部署，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2017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推动我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21]。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2]。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系统部署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从理念、原则、体系、制度、内容、方法和治理等方面赋予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新的内涵与使命[23]。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87.78%，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全国共有专任教师1844.3万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4.6万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2%[24]。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5]。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以崭新的时代内涵。至此，中国将过去七十余年教育改革发展的风雨历程与得失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凝练升华，形成包含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念、内容、实施、评价等在内的完整话语体系和行动方案，最终汇聚形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新道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全球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从国内形势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制约了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都有新的变化。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必须不断进行反思总结和经验提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集中力量才能办好大事。历史和实践已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兴办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道路，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踏上新征程，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思想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其科学的指导思想、先进的阶级属性、强大的群众基础等独特优势，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探索者、领导者和推动者的重要角色，开创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位列第一位，这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教育政策方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使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只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事业核心，才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好地应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各类风险挑战。

(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为中国式现代化大局服务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部分与整体、下位与上位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从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领域的重点任务之一到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提出“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到实施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教育现代化始终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和文化兴盛提供全方位支持。面对新的时代使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发挥好“先手棋”的重要作用，将教育发展同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长远目标结合在一起，积极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其关键在于教育应该如何促进人才培养、支撑经济发展以及推进社会文化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中针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逐步构建出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法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公德以及品德修养等为核心内容的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思想体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本土改造和重大创新[26]。在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我国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一方面致力于全面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分类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复合型劳动大军；
另一方面加快落实高等教育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培养关键领域紧缺人才和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

在支撑经济发展方面，我国近年来以国家产业升级的需要为导向不断调整教育的体系结构，优先发展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迫切需要的高等院校。同时，我国基于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不断优化教育的布局结构，积极推动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重点区域的院校集群建设，逐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比重，促进区域内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以及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教育主动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成为更好适应、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变量”[27]。

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一直以来都注重发挥教育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主阵地作用，积极在各级各类教育活动中弘扬和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审美教育、劳动教育、法治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以此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培育良好社会氛围。面向未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加快人才创新培养，引领支撑经济、文化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

(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与价值旨归，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将人民置于主体性地位的教育现代化，必须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必须贯彻共建共享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受教育权利。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党和国家逐步解决了一系列人民群众高度关切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首先，我国聚焦“幼有所育，学有所教”教育民生工程，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全面普及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得到有效扩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普及目标基本达成，高等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入园难”“入学难”等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的强烈呼声。

其次，我国坚持教育的普惠性、公益性原则，着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自2013年以来，国家相继启动了一系列针对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的教育改造计划，通过扩大省部共建范围、开展对口支援、优秀人才引流以及加强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等措施，重点将教育资源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等相对薄弱地区倾斜[28]。除此之外，我国始终把教育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先后发布了《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及《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等200多个政策文件，坚持“一人一策”“扶志”与“扶智”双管齐下，成功使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60多万人降至682人，20多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29]。

再次，我国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高度注重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一是大力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为学生拓展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等方面的学习空间；
二是鼓励普通高中走多样化发展路线，根据自身条件与优势，因地制宜形成科技、人文、外语、体育和艺术等方面的办学特色；
三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制定紧跟时代发展特色的高校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标准，以此满足不同层次人民求学成长与个性发展的需要，使教育选择更多样、成长道路更宽广。未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继续坚持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以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为切入点，努力解决新时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

(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实现中国教育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所谓高质量教育体系，就是面向全体人民，兼顾公平与质量原则，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与才能的教育体系。新时代我国推动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必须坚持将高质量教育体系建作为关键着力点，解决一系列制约教育系统运行效能的关键问题。

我国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包括：首先，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引，不断拓展终身教育渠道，建设有利于全民终身向学的教育体系。在成人继续教育方面，我国积极开展广播电视大学战略转型的改革试点工作，中国特色开放大学建设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在社区教育方面，我国全力推进“学习型社区”的创建工作，逐步开发和整合社区教育资源，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网络[30]；
在老年教育方面，我国在2016年发布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五项主要任务和五项重点计划，加快形成“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老年教育新格局[31]。

其次，着力构建上下衔接、左右互通的教育体系，打造类型齐全、层次合理、连接通畅的人才培养立交桥。近十年间，我国实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协调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沟通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例如，我国自2014年起先后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两种教育，强调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32]。同时，我国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学分银行建设，基本建成了“个人账户—成果登记——成果认证—成果转换”的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一体化系统[33]。

再次，贯彻落实破“五唯”立“多维”，建立多元评价、保障充分的教育体系。我国高度重视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指挥棒问题，坚决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在人才选拔、教师考核、学科评估以及学校评价等方面的改革日益呈现出专业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特征。以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为例，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考试、评价和录取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形成更加多元、更加科学的招生选才模式[34]。2014至2022年间，先后五批共29个省份相继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对考试招生的科目设置、计分方式、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方式等进行全面优化，进一步拓宽了包括统一高考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强基计划”招生、提前招生与单独招生等模式在内的高等教育招生渠道[35]。

(五)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更加自信主动的现代化，它需要范围更广、路径更宽、基础更实、影响更深、竞争力更强的教育对外开放。为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不断促进中外交流与互鉴，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

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日益深入，逐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引进来”方面，我国积极吸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不断引进国际上优质的教师资源、课程教材以及设备仪器等，用国内外教育资源为我国培养人才。例如，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从无到有，审批、管理、评估以及退出机制不断完善，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满足民众多样化教育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10月底，共有2447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获得教育部批准或备案，其中本科层次以上的机构和项目数量达到1295个，合作范围涉及11个学科门类的200余个专业，合作对象涉及中方700余所高校和来自39个国家与地区的800余所外方高校[36]。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约为60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达到55万人，毕业学生人数超200万[37]。

在“走出去”方面，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经验包括：一是持续完善我国教育全球布局，拓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近十年来，依托“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各类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我国有效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的互鉴互通，同181个建交国深入开展教育合作，与159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了孔子学院，与58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助推我国稳步走向国际教育舞台中心[38]。二是大力支持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到境外办学，鼓励高校依据“中国制造2025”对国际产业布局的规划，配合相关企业一起走出去；
鼓励中国国际学校走出国门，在满足我国海外公民子女教育需求的同时提升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
鼓励中高职业院校面向国际，促进“鲁班工坊”项目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多方位实现境外办学的合作多赢[39]。三是更加主动地参与和引领全球教育治理，全面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国集团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继续加大对外教育援助力度，为解决教育贫困、能源短缺、气候变暖以及疫情挑战等全球性教育危机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六)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是多元主体依据一定的制度安排开展互动，协同管理公共教育事务和做出教育决策的合作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全新国家的治理并没有现成方案[40]。因此，我国的国家治理以及教育治理只能立足于特色情境，自主探索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首先，我国坚持以法治思想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积极推进教育法治体系建设。我国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推动教育从“有法可依”走向“良法善治”，促进教育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至今已形成了以8部教育法律为统领，包括16部教育法规和一系列部门规章、地方教育规章在内的较为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41]。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完善地方教育行政执法的依据、规范与程序，逐步构建起政府依法行政、学校依法办学、教师依法执教、社会依法支持与监督的教育法治新格局。

其次，我国坚持推进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深化纵向维度的简政放权与横向维度的善政分权。2017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及时将中国教育管理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和政策，强调要落实教育“放管服”结合与“管办评”分离，把该管的事项管住管好，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下去[42]。我国不断明确政府各部门在教育治理中的权责划分，增强不同层级、不同职能行政部门间的协同规划与行动能力，配套建立和完善了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有效加强了政府统筹规划、宏观调控的科学管理与决策能力。

再次，我国坚持依法扩大学校的自主权，着力完善各级各类学校内部治理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自2017年相继出台了“放管服20条”新规以及《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在资产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等多个领域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切实增强了高校自主决策、自主运营、自主发展、自我评价、自我约束的办学能力。此外，我国还致力于构建政府、学校、家庭以及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着力发挥不同类型治理主体在标准制定、服务供给、信息反馈、过程监督、结果评估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教育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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